Modern Linguistics
Vol.05 No.03(2017), Article ID:21659,6
pages
10.12677/ML.2017.53031
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of 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
Yuanyuan 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l. 17th, 2017; accepted: Aug. 2nd, 2017; published: Aug. 10th, 2017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frame semantics (Fillmore, 1982, 1985) and the explication on frame blending in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Turner, 2007), the study investigates frame-re- lated cognitive process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 through a set of experimen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 involves framing, reframing, and frame-evaluation blending.
Keywords: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 Frame Semantics,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Framing
对批判性文化意识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和媛媛
外交学院英语系,北京
收稿日期:2017年7月17日;录用日期:2017年8月2日;发布日期:2017年8月10日
摘 要
本研究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批判性文化意识进行探讨,以框架语义学和概念整合理论对框架整合的论述为理论基础,通过一组实验考察了批判性文化意识发展过程背后与框架有关的认知机制。研究发现,批判性文化意识的产生涉及框架化、再框架化和框架—评价整合等认知过程。
关键词 :批判性文化意识,框架语义学,概念整合理论,框架化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跨文化交际领域有关文化意识的研究颇多 [1] [2] [3] 。Byram [4] 将批判性文化意识定义为“以明确标准对本国文化及他国文化的视角、实践及产品进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p. 323)。高一虹 [5] [6] 论述了自我反思对文化意识的重要性。Holliday [7] 提出了一种针对批判性文化意识的阐释性方法论,具体做法包括:抛开主流偏见、深度挖掘联系、发现并解决跨文化意识形态及政治相关问题。
尽管批判性文化意识属一种认知能力,学界对其认知维度却关注不够。以往研究多着眼于其构成要素及培养策略 [4] [5] [6] [8] ,而忽略了其中涉及的认知机制。本文旨在以框架语义学 [9] [10] 和概念整合理论有关框架整合的论述 [11] [12] 为理论基础,对批判性文化意识发展过程背后的认知过程进行探讨。作者认为框架影响人对社会群体及其行为的理解、评价和情感,批判性文化意识是对这一影响的一种元认知。
在框架语义学中,“框架”指的是记忆中具体的、统一的知识结构,由联结成体系的概念构成。特定的词汇或语法结构与特定框架相联系,可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将与之相联的框架在读者头脑中激活。此外,读者也可从其背景知识中调取某一框架以理解文本。“框架化”指的是人类倚赖框架进行感知、思考和交流的过程 [13] 。人们通过框架区分、组织和解读自身经验。对于同一经验可进行不同的框架化。
框架整合与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有关。心理空间是“人们在思考和交流过程中为了达至局部的理解和行动而构建的小型概念包” [11] (p. 40),其内部结构可由框架进行组织。语言表达方式可引导语言使用者构建心理空间,确立其中要素,并建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及关系代表语言使用者对某一情境中的实体及其关系的理解。概念整合是对心理空间的认知操作,整合的结果是形成一个由心理空间组成的概念整合网络。该网络至少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进行整合时,输入空间之间的跨空间映射连接输入空间内部的对应要素。输入空间的共同属性则构成类属空间。输入空间及类属空间的结构部分地投射至整合空间,在整合空间进行组合、补充和完善,最终产生新显结构。框架整合是最高级的概念整合。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进行了一组实验,共有来自北京四所高校的12名中国被试参与,他们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和跨文化交际等不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实验任务的设计基于一篇英语文章——“伊萨尼克人的身体仪式”(Body Ritual among the Esenihc),任务形式为回答问题。
“伊萨尼克人的身体仪式”(Body Ritual among the Esenihc)改编自Miner [14] 的“纳西瑞玛人的身体仪式”一文,是一篇对人类学研究的仿拟之作。文章虚构了一个东亚部落“伊萨尼克人”,并描述了其各种“身体仪式”。实际上,文章讲的是现代中国人(英文为Chinese,即Esenihc的反拼形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卫生、健康习惯。
实验共包括三组任务:任务1检测被试对文中介绍的“神龛仪式”(行为1)、“个人口腔仪式”(行为2)、“圣口仪式”(行为3)和“魔盒仪式”(行为4)四种行为的初始框架化及对其评价。被试在读完文中对每种行为的描写之后,按要求对这四种行为及其主要特征用自己的话进行描述。任务2检测被试对这四种行为的再框架化。在该任务中,被试首先按要求反拼Esenihc,接着重读了文中对这四种行为的描写,之后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与之一一对应的行为。任务3检测被试的批判性文化意识。被试回答了“伊萨尼克人的身体仪式”一文作者的创作意图、他们此次阅读的收获等问题。12名被试分别单独进行了此次实验,每次实验平均用时1小时。整个实验过程进行了录音,以做后期转写和分析。
3. 数据分析及结果
本文作者对通过三组实验任务采集到的数据转写之后进行了人工编码分析,下文将逐一介绍对每组数据的编码过程以及分析结果。对每名被试就任务1的回答进行编码时,按照答案中的句子是在描述还是在评价某行为而将其分别编为“描述”和“评价”。通过汇总这两类编码中的高频词,就可以确定多数被试在解读前述四种行为时使用的框架以及他们对这四种行为的总体评价。结果发现,多数被试通过“仪式”框架理解行为1和行为2;主要通过“仪式”框架理解行为3和行为4,同时伴有“医患互动”框架的激活,但主要是将“仪式”同“医患互动”进行类比或是解释“仪式”的预期结果。多数被试将这四种行为理解为仪式之后,对它们进行了负面评价。
对任务2中被试关于行为1的回答主要编码为“日常生活”和“仪式”。第一类编码包括所有描述日常生活的句子,根据描述的具体场景,该编码被进而分为“洗脸”和“其他”两个子类。第二类编码包括所有描述仪式的句子。被试对行为2的回答主要编码为“日常生活”和“仪式”。第一类编码被进而分为“刷牙”和“其他”两个子类。有关行为3的回答编码为“看牙医”和“仪式”。有关行为4的回答主要编码为“日常生活”和“仪式”。第一类编码被进而分为“常备家庭小药箱”和“其他”两个子类。结果发现,在将Esenihc反拼后,多数被试重新解读了行为1至行为4:四名被试(即,被试1、5、7、12)重新解读了全部四个行为,四名被试(即,被试4、6、10、11)重新解读了三个行为,三名被试(即,被试2、3、8)重新解读了两个行为,只有被试9继续将四个行为理解为仪式,未进行任何重新解读。
在对任务3的数据进行分析时,按照本文对批判性文化意识的定义,制定了三个标准以判定被试在实验末是否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文化意识。具体标准为:1) 意识到对同一事物有进行多种解读的可能,2) 意识到解读不同,对事物的评价反应也不同,3) 意识到对惯常解读进行反思的必要性。结果发现,被试1、4、7、12在执行完实验任务1和2之后,在实验末已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文化意识。
4. 讨论
基于数据分析结果,作者认为批判性文化意识的发展涉及框架化、再框架化和框架—评价整合等一系列与框架有关的认知过程。
4.1. 框架化
任务1的分析结果显现了框架化认知过程及其影响。框架化是使用框架进行感知、思考和交流的过程。框架是人脑中的结构性百科全书知识,是对现实的心智表征,人们通过框架实现与他人和外界的互动。特定框架会引起特定的评价。框架可在特定文化群体引发的评价常受该群体的主流价值信仰的影响。因而,同一框架可能激起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不同反应。在框架化过程中,人们将框架应用于具体的物体、人群和事件。框架化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语言激活框架,使语言使用者以特定的方式对事物进行识解、交流。正如在本研究的实验中,“伊萨尼克人的身体仪式”一文中诸如“部落”、“仪式”之类的词语将“部落”框架和“仪式”框架在多数被试的头脑中激活。被试主要通过这两个框架去理解、谈论文中介绍的人群及其行为,这一点在他们对任务1问题的回答中显而易见。被试将该人群理解为“部落”、将他们的行为理解为“仪式”之后,多数情况下对他们进行了负面的评价。被试认为“伊萨尼克人”蒙昧、无知、迷信,他们的“仪式”残忍、不通人性、令人作呕。
框架化过程通常涉及三方:框架、框架化主体和被框架化的客体。其中,框架和被框架化的客体之间本身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对同一客体可以不同框架进行多种框架化。主体以哪种框架对特定客体进行框架化常是约定俗成或习惯所致,受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我们常以自身所属的文化群体中主流的框架化方式感知、理解、评价人群和事件,并渐渐对这种框架化方式习以为常,忘记其文化根源,将我们通过特定框架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等同于“事实”本身。因此,在实验之初,多数被试认为真有一群原始落后、值得同情的“伊萨尼克人”,也真有那些惨无人道、令人作呕的“身体仪式”。
4.2. 再框架化
任务2的分析结果显现了再框架化过程及其影响。再框架化是使用新的框架对同一现象进行重新理解的过程,常和框架转换有关。Coulson [15] 认为,框架转换是一种“将已有信息纳入新框架的语义再分析过程”(p. 34)。在本实验中,被试在进行任务2之初,按要求将Esenihc一词反拼,得出Chinese即“中国人”一词。该词的出现使得被试先前对文中群体、行为的理解与他们所熟知的现代中国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被试必须转换框架重新理解这一群体及其行为。最终,一些被试激活一系列新框架对文中描写的行为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们认识到文中所谓的“神龛仪式”其实是洗脸,“个人口腔仪式”是刷牙、“圣口仪式”是看牙医、“魔盒仪式”是在家里常备一个小药箱的做法。伴随着这些再框架化过程是被试对这些行为评价的改变,即由原先觉得不可理喻转为意识到其实是司空见惯。
4.3. 框架–评价整合
任务3的分析结果显现了一些被试在框架化和再框架化基础上进行的框架–评价整合过程。框架–评价整合基于框架及由其引起的评价构建整合网络,并从中产生在元认知层面对框架的新认识。被试1、4、7、12在执行任务3时,显示其已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文化意识。图1呈现的是这些被试头脑中进行的框架–评价整合过程及由此构建的整合网络。该网络由四类空间构成,分别是:概念输入心理空间、评价输入心理空间、类属心理空间和整合心理空间。
网络中有两个概念输入空间:概念输入1和概念输入2。前者由被试对文中人群及行为的初始框架化——部落身体仪式—构成,后者由对其的再框架化——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网络中的两个评价输入空间——评价输入1和评价输入2——分别对应于被试将人群及行为框架化为部落身体仪式和再框架化为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后对其的不同评价。网络中的三个类属空间分别提取的是概念输入空间和评价输入空间的抽象属性。具体而言,类属空间1捕捉到两个概念输入空间的内部均由框架组织,但使用了不同的框架;类属空间2捕捉到两个概念输入空间使用的不同框架解读的客体是相同的;类属空间3捕捉到与两个概念输入空间相联的两个评价输入空间内容不同。概念输入空间、评价输入空间和类属空间向整合空间进行投射,在此基础上,整合空间内产生新显结构:对同一客体可进行不同的框架化,并由此引起不同的评价,这一认识是在元认知层面对框架及其影响的一种新认识,即是批判性文化意识。
5. 结语
框架影响人对社会群体及其行为的理解、评价和情感,批判性文化意识是对这一影响的一种元认知。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批判性文化意识发展过程背后与框架有关的认知机制进行了
Figure 1. Frame-evaluation integration network
图1. 框架–评价整合网络
实验研究,发现其中涉及框架化、再框架化和框架—评价整合等认知过程。我们通过框架进行感知、思考和交流,这一框架化过程常受自身所属文化的影响,形成对事物特有的理解和评价方式。再框架化使我们突破常规,重新审视对特定事物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判断。框架–评价整合则使我们将框架与客体剥离,意识到对同一客体可进行不同的框架化,并由此引起不同的评价和感受。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为3162015ZYKC06。
文章引用
和媛媛. 对批判性文化意识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of 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J]. 现代语言学, 2017, 05(03): 228-233. http://dx.doi.org/10.12677/ML.2017.5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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