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drawing up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ogram of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Sun Yat-sen, as a great modern revolutionist and a thinker, has managed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people’s livelihood uniquely with Chinese Character. He focused on people’s livelihood inherited from people-oriented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realities in the meantime.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oday’s people’s livelihood think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eywords:Sun Yat-sen, People’s Livelihood Think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

简析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

王美玉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Email: mywang@mail.buct.edu.cn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10日；修回日期：2014年10月21日；录用日期：2014年10月31日

摘  要

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在创立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纲领过程中，把民生主义作为重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独具鲜明中国特色的民生理论体系，成为当今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重要来源。

关键词

孙中山，民生思想，中国特色，继承

1. 引言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民生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在“规抚”欧洲各国学说、“因袭”我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抱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宗旨，对解决我国民生问题进行了积极大胆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形成了具有“独见”和“创获”的鲜明中国特色的民生思想体系。其内容包括：

2. 传承民本思想，创立民生问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和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民生史观

众所周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伟大纲领，其内涵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三者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已实现，惟独民生主义尚未完成，而民生主义又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灵魂和核心。由此，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生主义大旗，认为20世纪必然是“民生主义擅扬的时代”。

孙中山对民生的重视从他对民生的内涵理解开始，他说：“‘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 “民生”二字，尽管已经使用了千年，但用诸政治经济方面，则是他的首创。可见孙中山既借鉴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又结合近代中国实际，成为第一位对民生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也是竭尽全力解决民生问题的政党领袖。他之所以用“民生”这词，还因为“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概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故采用之”[2] 。这样的名词通俗易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孙中山的民生思想不仅包含了多个层面，既有“民生”的基本层面(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他把基本民生问题定位在衣、食、住、行四要素，指出“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问题，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3] 。还有“国计”的社会层面(社会分配、社会福利等)。在他亲自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4] 上述所言把“民生”提到了“国计”的高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现实体现。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把民生问题上升到政治历史的高度，认为：“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5] 。“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6] 。进而得出结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7] 。这就是他的民生主义历史观，其民生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3. 结合国情，提倡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民生道路

孙中山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理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他认为近代中国的问题是“贫且弱”，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人们对“土地及资本”占有之有无造成的，因此他把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归结为：“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自信“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8] 。

首先，地主阶级凭借土地剥削农民，是农民贫困的根源，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解决民生的关键所在。孙中山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最好方法是实现土地国有化，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不仅解决了中国的贫弱和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而且又防止贫富分化及社会革命的发生，而要实现土地国有化“平均地权”便是最佳方法。“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加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9] 可见，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主旨在于通过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办法，把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地价增殖部分收归国有，归全民共享。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重大课题，在制止地主阶级垄断土地，改善民生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并未付诸实施就遭失败。晚年实现国共合作，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土地问题上他公开亮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旗帜，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具体的政策是(1) 征重税；(2) 限地；(3) 减租。甚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惜动用武力，这样“从前被人抢去了的利益，便可以争回来；若争不回来，或者被人压迫，便可以设法来自卫，或者是抵制。”[10] 孙中山明确主张用政治、法律甚至武装手段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他晚年思想转变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共能够走向合作的基础。

孙中山一生对土地所有权先后三种不同(指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的表述，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根据中国国情孙中山对民生问题不断研究和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升华。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肯定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11] 。

其次，孙中山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只有大贫和小贫。因此，只需采用“节制资本”而勿需“剥夺资本”的方法。节制资本的具体做法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12] 节制私人资本最终是为了预防“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13] 。

第三，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基础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孙中山既想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点又想规避它的弊端，便把目光锁定当时被人忽视的国家资本主义，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定格于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扶持和扩张，这是孙中山民生思想的独特创造，体现了他为发展民生、“振兴中华”探求一条既“循常”又“超越”的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设计。其做法就是由国家控制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14] ，“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民公用”。其结果正是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15] 这样既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发达国家资本，又能节制私人资本的垄断，并将这些财富造福于全体人民，为解决民生问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其“循常”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超越”则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力避资本主义之弊端。

4. 立足农业大国，确立发展农业，“振兴实业”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之所以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不进步，其次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16] 所以如何解决四万万中国人吃饭问题，是孙中山重点考虑的问题，他深入考察农业生产，提出了七项如何增加粮食产量的方法，其中他最推崇机械化，他说：“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以养八万万人。”[17]

振兴实业主要指兴办工商企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主动请缨抓经济建设，提出“建立20万公里铁路计划”，并开始“振兴实业”的实践。为此他专门制定了《实业计划》，内容涉及开放交通、开辟商港、兴建都市、振兴工业、开采矿产、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营造森林、移民垦边等多项建设事业。主张通过振兴实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孙中山提出的最完整的工农业现代化的方案。为了实现这一庞大计划，他认为依靠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人口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加上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8] 。这些思想都说明他重视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条件。

作为民生主义的两大经济纲领，平均地权着眼于以土地为中心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而节制资本则是以资本为中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二者既注重从效率的角度去调动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同时又通过国家按平均地价购买地权和限制资本过度扩张的方式兼顾了公平，使民生的两个基本方面在民生主义的理论层面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和诠释。这两大纲领的提出都是鉴于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民族资本极不发达的现实做出的结论。

5. 继承“大同社会”的理想，树立实现社会公平，人民同享幸福是民生目标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的实现就是要让人民无忧无虑、幸福快乐地生活，这也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19]

孙中山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不仅要发展生产，更要注重分配。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讲到：“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20] 他明确指出：“我们所注重分配的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大家公众来使用。”“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21]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颁布了一系列解救人民痛苦的法令。仅1911年至1913年间，他作过58次讲演，其中就有33次全部或部分谈论实行民生主义，迫切希望革命胜利后，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理想中的民生主义付诸实施，使全国人民都有恒业，大家能过上幸福生活。他反复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22] 他还把未来的共产社会作为民生主义的理想：“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奋斗目标上是殊途同归：“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23] 这种实现社会公平，人民同享幸福的民生理念，更是孙中山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孙中山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实现民生主义的理想真可谓殚精竭虑，奋斗终生，同以往洪秀全的平均主义、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仅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而且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不断地修正，无疑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也有其明显的局限，以致于大部分思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难以付诸实施。孙中山忽视当时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改良，而且他把希望寄托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因此孙中山既无法理解造成民生困境的根本原因，也发现不了真正依靠的革命力量和途径，更不可能找到解决民生的现实之路。他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也不完全赞成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土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由此可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一心想避开资本主义的恶果，采用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但是中国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24] 企图用限制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方法跳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去实现他所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免成为主观空想，其民生主义理想也只能由他的后继者中国共产党来完成。

尽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由于历史的局限难以实现，但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展。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未变，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继承是必然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加具备了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现实条件和制度保证。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到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论断，无不体现中共民生理念对孙中山民生理论的传承性。

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思想上对孙中山的借鉴、继承和发展是全方位的，其超越也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制度设计、依靠力量、实现手段，还是本质属性、价值取向、具体措施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博大宽广的胸襟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的一贯立场，正如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