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Trees” is more of an analogy of Larkin’s own existence as a poet than of the shared experience of death for humanity. The trees’ anxiety over life; their tricks of fooling themselves into believing in eternal existence, both metaphorically reveal his identity awareness and identity politics; but the trees only fool themselves while Larkin’s strategy help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himself as a national and traditional poet. The seemingly “awful tripe” he attached to the poem is an essential artistic component of the poem.

Keywords:Larkin, The Trees, Existence, Anxiety, Strategy

拉金的《树》：生存的焦虑与诗人的策略

肖云华

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7年5月29日；录用日期：2017年6月13日；发布日期：2017年6月19日

摘 要

《树》表达了人们对于死亡的共同感受；但它更是存在者个体的生存焦虑与挣扎，也是拉金诗人身份意识的生动类比。树的生存焦虑，就是诗人的生存焦虑；树的抗争“诡计”就是诗人身份抗争的策略；区别在于，树的“诡计”只够不停地说服自己，而拉金则成功地确立了他的民族传统诗人的身份。他在诗文之后附上的“非常糟糕的废话”，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是构成《树》的艺术完整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关键词 :拉金，《树》，生存，焦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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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树》(The Trees)是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在1967年创作的一首诗歌，收录在他的最后一本诗集《高窗》(High Windows)之中。《高窗》的主题是性和焦虑，因为“四字词”(four-letter words)和拉金的某些极端观点而引起轰动；同时，又因为其描述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而得到英国读者的共鸣。相对于诗集中的同名诗歌《高窗》、《大楼》(The Building)，《走吧，走吧》(Going, Going)和《有诗为证》(This Be the Verse)等，《树》没有引起轰动的特点。但是它仍然因为完美的艺术特点和容易引起共鸣的“普遍性”话题而受到评论界的关注。阿索尼·斯沃特认为此诗表达了人们“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关切”；安德鲁·莫辛认为它表达了英国诗歌的传统主题：生命的短暂和脆弱；特里·沃伦认为它的主题是生命的神秘轮回；西蒙·佩奇认为《树》是一首描述生命必死的“人类挽歌”；萨勒姆·K.哈桑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生和死的矛盾——“抽枝发芽是一种痛”；詹姆斯·布斯认为它戏剧化了对精神安慰渴求与承认这种安慰无法实现的冲突 [1] - [6] 。诚然，此诗关于生存的思考与焦虑的普遍特性，加上其形式与声韵等艺术技巧，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然而，结合作者附在诗后一句“非常糟糕废话”对此诗进行审视，却让我们陷入了关于其主题共性与个性的纠缠：到底是拉金以个人的情感经验表达了一个普遍性的主题，还是他借助后者实现自己的身份策略？而这会进一步引发我们对诗人主体性与文本关系的思考。本文试图结合尼采与福柯等人的权力理论，以海德格尔的焦虑理论为视角，透视在《树》中拉金作为个体存在者和诗人的身份运作方式，旨在引起人们对诗歌共同主题背后的个性因素的关注，阐明拉金作为文化意识形态诗人的特性。

2. 愁绝：最本己的知识

《树》总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描述了新叶初发的生命力表达自身的方式和特点：

树正开始长叶

似如某事被述说；

新芽近来舒展，

绿色是一种愁绝。 [7]

生机盎然的春天何来愁绝？我们不妨从权力理论的角度考察一下生命的本质。尼采说：“‘生命’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即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均。无论处于服从的地位的反抗力有多大，它绝不放弃固有的权力” [8] 。在尼采看来，生命就是一种权力意志。至少从生物学角度而言，这是有道理的。生命体中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增长不均，每一方都竭力想战胜另一方，生命正是在这种动态平衡中维持并保存自己。福柯继承了尼采的观点，作为生命的权力是“一个变动多样的势力关系场，有重大影响、但从来都不很稳定的统治效果从这里产生” [9] ；从二者对生命与权力的解释来看，新叶初发正是这种动态平衡的结果，它的蓬勃生长“述说”了这种平衡。然而，由于这种平衡脆弱、多变、无法控制的特性与生命意志以控制与抗争为本质的特性相矛盾，愁绝的情绪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愁绝作为情感，永远是个体最切身的情感。我们很少听说作为一个群体的愁绝情绪。在此，愁绝既可能理解为树对自身生死无法把握而产生的情绪；也可能是诗歌的叙述者(诗人)由树的这种无助联想到自身生存的情感表达；或者认为树作为存在者可能具有的感觉。但不管怎样，愁绝产生于个体的意识之内，是个体本身一种切身感受。

愁绝的前提是知识。因为只有对自己的境遇有深刻地认识，才有可能产生愁绝的情绪。然而，不管是尼采、福柯抑或盖尔纳的理论中，知识都被理解为实现权力的途径或手段。作为系统起作用的权力，和作为系统的知识相对应。“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根据生存的时代及所属社会的无意识结构(礼仪、习惯、意识形态)，或者根据特定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来下判断，并开始行动” [10] 。确实，人的行为受到既有的知识系统(礼仪等)极大制约，以至于忽略主体性的存在。难怪福柯认为主体性只是幻觉，并利用《词与物》第一章对维拉卡斯的《仕女图》不厌其烦地描述向读者证明独立的主体并不存在 [11] 。尽管福柯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持反对态度，但他们在“主体并不存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这和《树》的第一节中所提到的愁绝相关的知识不同。产生愁绝的知识完全是存在者对自身存在最本己的认知，而非福柯等人所提及的作为权力的系统的专门知识。而且，“某事被述说”虽然具有知识权力的表达特性，但却无法产生任何影响。这种述说既无法利用什么，也无法影响什么。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述说不改变任何势力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被述说了呢？这一节的最后一行告诉我们，“某事”即指是因死亡无法逾越而产生的“愁绝”。海德格尔将其称为“本真的存在”，他说：“某种情绪侵袭我们。它既非来自‘外面’，也非来自‘里面’。它来自在世界中存在，是这种存在的一种方式” [12] 。因此，这种情绪是个体最源始的情感，也最容易引起共鸣，也是人们认为“愁苦之音易好”的根本原因。

同样，尼采等人的权力控制理论在《树》中也无处置喙。前面提到，尼采认为生命是一种权力意志。而意志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控制或反控制；福柯虽然反对把权力看作是压制性的力量，他的知识权力理论却也和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密切相关；他认为，现代政治权力源自于西方十七和十八世纪在权力生产技术上的腾飞，是诸多权力关系的上层建筑，并通过“真理”实现对人的控制 [13] ；本涅迪克特·安德森的国家即想象共同体，是民族主义通过现代新闻媒介对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实现的 [14] ；提姆·恩德萨则认为，大众文化比盖尔纳的“高端文化”更能影响社会生活 [15] ，等等。然而，《树》的第二节却告诉我们：

是否它们重生

我们变老？不，它们也会死。

看似新的诡计

写在一圈一圈的年轮里。 [7]

生命的动态平衡一旦被破坏，就意味着它的消失，因此所谓“愁绝”，其本质是基于这一认知的对死亡的忧和怕。笼统而言，生命作为意志力符合尼采关于其本质是控制和保存的欲望的论述。只是在《树》中，控制不是对其他外在对象的控制，而是控制自身；保存也不是保存对外在对象的影响力，而是保存生命本身。同样，作为权力的生命在这里虽然也表现为获得存在的抗争，但这种抗争和福柯的“势力关系场”不一样，因为虽然有抗争的主体，但是抗争的对象并不存在，它除了影响自身，无法影响任何外在的对象。海德格尔将这种奇淫技巧无所施力的状态称为“奇诡(uncanny)”( [12] , p. 233)。处于奇诡状态的树只能徒劳地使用“诡计”：让自己“看似新的”。问题在于，这种诡计(知识)除了用来欺骗和安慰自己，毫无用处，因为“一圈一圈的年轮”显示，“它们也会死”。

即便如此，生命意志仍然不会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在诗歌的最后一节，拉金写到：

可不安的城堡仍奋力甩出

每个五月都茂盛到其极限。

去年已死，它们似乎说，

重来一遍，来一遍，来一遍。 [7]

每年五月，浓密的树冠——“不安的城堡”都会“奋力甩出”，并“茂盛到其极限”。这种徒劳的努力欺骗性地赋予了自身以意义。树似乎已经相信这样可以战胜死亡，“去年已死”，但是今年不妨再来一遍。拉金巧妙地运用了“城堡(castles)”一词一语双关的含义。它还有有国际象棋中“卒子”的意思，拉金以此暗示读者，面对死亡，任凭生命施加任何权力也难逃成为“卒子”的角色，一切诡计都将归于徒劳。同时原文中“甩出(thresh)”和最后一句“重来一遍(begin afresh)”中的三个afresh构成音节上的重复，给人一种波浪拍岸的声音，暗示面对死亡，任何施加的“诡计”只是无意义的反复。

3. 遮蔽：针对自身的抗争

在《树》中，和权力共生的知识表现为生命体对最本己的生存的认识和担忧；而生命作为权力则表现为延续自身的抗争。那么这种抗争的动力源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尼采和福柯都认为权力是势力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拉金的《树》中，作为生命力的权力无法对保持或改变其状态的势力(如生命体内的同化和异化作用)进行抗争和控制，所以我们不能从“势力场”的角度来解释《树》中间提到的“诡计”。我们只能这首诗本身寻找原因。

诗的第一节并没有直接说出树正开始长叶的原因，但作者却暗示我们，它好像在“述说”某件事情。在此，“述说”不是口头宣告，也不是通过文字表述，因为树不会说话，也不能写字，它只能通过长叶的事实显示某种迹象。那么它显示了什么呢？答案在最后一行，“绿色是一种愁绝”，意即新叶初发显示的乃是一种愁绝。对于绿色显示愁绝一说，中国读者非常熟悉，因为这个意向在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普遍。汉语古诗中的“春草”、“芳草”、“杨柳”的绿色都是表达愁苦的意向。当然，拉金不可能了解中国诗歌，以及中国诗歌中的这些意向，但这恰恰说明愁绝作为个体最本己的情感，为人类所共有。这也正是《树》的主题能被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

然而，“述说”这种情绪的方式，不是通过绿叶的宣告，而是通过对“愁绝”的遮蔽。诗歌第二节的“诡计”一词表明愁绝乃是“长叶”、“舒卷”、“奋力甩出”、“茂盛到极限”等一系列动作，看似张扬奔放，但其目的却在于刻意隐瞒。正是因为如此，当掩盖愁绝的情绪被诗人识破，这种刻意地显摆就被看成了“诡计”。这个诡计，从福柯的角度来看，是知识作为权力的运作方式，只是此时这种运作不是为了控制和影响他人，而是为了影响自己，对自身隐瞒自己的愁绝情绪。

愁绝之所以要被遮蔽，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因为它的本质是对死亡的焦虑。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焦虑视作一种原始情感( [12] , p. 231)；在《尼采》一书中，海德格尔又指出权力就是意志，意志就是一种原始情感( [16] , p. 41)，虽然海德格尔认为焦虑和意志都属于原始情感，但是他却没有明确指出焦虑是权力。但在《尼采》一书的第八节，海德格尔论述了尼采将意志确定为一种原始情感时，说：“意愿始终把自己带向自身，从而，意愿就感到自己超出自身之外。……因此，意志具有那种感情特征，那种使我们的存在状态本身保持开放的特征。”( [16] , p. 49)可见，海德格尔将意志认定为一种敞开的感情。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者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把自己投射到了一个必然的结局，站在死亡的终点回头审视自己的存在而产生了这种焦虑( [12] , p. 234)，这不就是《树》的“愁绝”吗？拉金将掩饰愁绝视为诡计一说，也非常类似海氏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掩饰死亡的方式是“沉沦”，把它当作是某种和自己无关的事件；或者“只知道满足可操作的规则和公共规范或者这种满足的失败”，以掩盖这种焦虑的情绪( [12] , p. 306)。不难看出，焦虑乃是这一系列“诡计”的动力之源。

作为旁观者，诗人看到树叶新发的情景，并将自己的存在投射到树，同时也投射到了自己的死亡，并将二者比较，从而得出“不，他们也会死”的论断。因此，树的努力最多只是欺骗自己的“诡计”。

在确定意志是原始感情方面，海德格尔和尼采都同意“意愿中隐藏着情感的多样性”( [12] , p. 306)。也就是说，作为情感的意志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情感，既包括激情，也包括情绪或情感。因此，虽然海德格尔没有直接指出焦虑是意志，但不难证明它是意志的重要元素，并具有权力的特性。同时，由于愁绝所担忧的对象不是一个确切的存在物，却是最本己的存在，因而完全是个体主观内在的一种情感。本涅迪克特·安德森提到人的“死亡不可避免”让人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人们从宗教中寻找安慰，当宗教衰落后，国家民族取代宗教成为人们逃避死亡焦虑的慰籍 [17] ，但他的重点放在了意志的外部作用力之上，而忽略了对于存在本身而言，知识与意志无能为力的事实。面对死亡，树的抗争注定是一个唐吉珂·徳式的失败，因为它的知识与意志挑战的对象除了自身，没有任何外在的目标。因此，尽管“每个五月都茂盛到其极限”，所有努力最终像潮水一样只能一次次的“重来一遍”。

4. 废话？作者抗争的暗喻

站在诗歌之外观察，我们发现《树》的诗歌文本中的树的抗争，竟然是拉金本人面对死亡与生活压力的抗争的一个暗喻。在完成《树》的时候，拉金“随手”在其后面附了一行字：“1967年6月2日。托马斯·哈代1840的生日。非常糟糕的废话” [18] 。莫辛认为：

“这句后来添加的话破坏了这首诗前面宁静的抒情场景。拉金不能让…他‘对自然界更新的惊奇的愉悦’毫无挑战地呈现出来。表达愿望的思想必须得到认可。必须要有一种先发制人的、自我保护性的反讽。”( [18] , p. 372)

莫辛的意思是，拉金故意写下这行文字以破坏此诗的抒情气氛，目的在于保护自己不被人嘲讽。问题在于，拉金在写“非常糟糕的废话”之时，为何要提到哈代的生日？难道真的只是毫无目的的随意之笔吗？同时，如果它仅是“非常糟糕的废话”，为什么拉金会把它附在诗后？而且，为什么莫辛会在拉金的传记中提到这句“废话”？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诗中去寻找线索。我们知道，在英语传统文学中，树常常作为诗的喻体出现。比如，约翰·济慈曾写到：“如果诗的出现不像树叶之于树叶一样自然，那么它最好就不要出现” [19] 。乔伊斯·科尔曼在他的诗《树》中说：“诗由我这样的傻子写出/只有上帝才能造树” [20] 。威廉·库伯同样在《亚德里橡树》一诗中写到：“这棵孤独的树。一个活物/悠悠岁月不腐朽/形表亮丽难毁除” [21] 。华兹华斯的《紫杉树》也是一个例子 [22] 。由此看来，拉金在写《树》时候，心中必然联想到诗歌。他自认哈代为其诗歌的精神导师，在写《树》的时候想到哈代，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我们知道，拉金作为诗人，对词语、节奏、形式和意向的选择十分慎重，他绝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想到哈代，便将其生日记录在这首诗的后面。我们继续回到作品寻找问题的答案。作品中树的苦苦挣扎，使用“诡计”欺瞒自身，其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吗？换言之，不就是为了保持自己作为存在者的身份吗？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拉金对自己诗人身份的看法。他曾说，“所有的艺术归根结底就是一种保存的欲望” [23] 。作为诗人，他需要保留的是经验和美；而作为个体存在的树，保留的则是存在者的身份。考虑到树与诗的高度类比性，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树的挣扎看作拉金为了保留自己的经验和美而付出的努力。而且，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并不平坦，他一次次地失败，又一次次地努力，也高度契合树为了克服死亡的焦虑一次次的“重来”。

不仅如此，《树》最后一行对“重来”的一再重复表明，树针对自己遮蔽死亡真相的努力并不成功。这又让人想到拉金用文学的永恒性来说服自己克服死亡的恐惧的失败。他在生活在偶尔会相信艺术能够起到宗教的作用，给人带来一点生存上的可靠性；但他更多的时候怀疑文学只不过是想象性的思考而已，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18] , p. 213)。以此而言，无论是作为个体存在者抑或诗人，他徒劳的努力不和树一样吗？如果说，树的努力无法欺骗时间和自己，年轮暴露了真相；那么他一定认为，自己作为诗人的努力，即便取得暂时的成功，也终将消失在时间的夜色之中。那么，作为他精神导师的哈代的作品能够永久流传吗？就拉金对文学的态度来说，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死亡意味着必然灭绝，” [7] 他在“晨曲”中写道。

我们完全可以断言，这附加的一行文字，不仅仅是拉金出于“自我保护的反讽”，而是他对自己作为存在者和诗人的必死之局的无限焦虑。

有意思的是，这一行“非常糟糕的废话”不仅仅让这首诗打上了拉金个人的生活观和艺术观的烙印，同时也揭示了他作为诗人的身份策略。虽然他认为树徒劳地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蔽在张扬的绿色之下，但这并不妨碍拉金将自己的真实目的隐藏在这一行“非常糟糕的废话”之下。

包含在其中的时间信息透露了他之所图。我们注意到，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1967年6月2日”。假如我们将这个日期和拉金当时的生活情境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在创作《树》的前一年的1966年，拉金的生活中迎来了两件大事，一件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北方船》的再版；另一件就是他接受了牛津大学的委托，重新编撰曾由叶芝主编的《牛津二十世纪英国诗歌》。《北方船》在1944年第一版的时候，没有引起舆论界的注意。评论界和拉金本人都认为，这本诗集受到叶芝的极大影响，是对其亦步亦趋地模仿。因此，他在《北方船》再版的前言里面，极力表达对叶芝的否定之意( [23] , p. 28)，目的一方面在于摆脱叶芝的阴影，另一方面则试图将《北方船》失败的责任推给叶芝，告诉读者他的失败全是叶芝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

与此同时，为了重新编撰《牛津二十世纪英国诗歌》，牛津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委托小组，规定“新版应该由一名杰出的诗人编撰，要在作品的挑选上体现其个人特色”( [18] , p. 361)。最重要的是，该小组强调，书的新版必须针对叶芝曾经编撰的版本体现出自己的风格( [18] , p. 361)。其言下之意，就是要在该书的新版中体现英格兰特色，取代叶芝的爱尔兰特色。这两件事情都和叶芝有关，并且都“要求他驳斥叶芝”( [18] , p. 359)。

另一方面，在1955年《降临节婚礼》出版之后，拉金已逐渐被定义为英格兰特色诗人，这个身份也要求他和叶芝划清界限。为此，他接连制造出几件事情以摆脱叶芝的影响。除了在《北方船》新版的前言中讨伐叶芝，他还宣告他早在1946年便放弃模仿叶芝，转而以哈代为他的榜样，完成了所谓的“英格兰转向”。不仅如此，他无论是在访谈节目还是爵士乐评论方面，都不忘记突出自己的英格兰身份 [24] 。在此过程中，哈代始终是他最乐于提及的诗人，俨然成了他“凯尔特发烧”的解毒剂。最重要的是，以哈代为导师可以增加拉金“英国诗歌路线继承者”的说服力。以此而言，拉金在“树”之后所附的那一行字，目的在于摆脱叶芝作为爱尔兰诗人的影响与尴尬，并借助哈代来增加其英格兰诗人身份的分量，确立自己作为英格兰诗人的地位。绝非只是他一时兴起，故意涂鸦。今天看来，虽然树的抗争终究只是存在者是针对自己的徒劳努力；但拉金作为英格兰诗人的抗争却是针对读者与评论界成功地说服。

综合以上分析，《树》不仅表达了人们对于死亡的共同感受；更是拉金个人生活状态的生动类比。树的生存焦虑，就是他自己的生存焦虑；树的抗争“诡计”就是他身份抗争的策略；区别在于，树的“诡计”只够不停地说服自己，而拉金则成功地确立了他的民族诗人的身份。拉金在诗文之后附上的“非常糟糕的废话”，在不同层面上扩大了作品的内涵，是《树》作为诗歌作品的完整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章引用

肖云华. 拉金的《树》：生存的焦虑与诗人的策略
The Trees: Larkin’s Anxiety over Existence and His Identity Strategy[J]. 世界文学研究, 2017, 05(02): 48-54.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7.52008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