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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1, 1, 7-12
doi:10.4236/ap.2011.11002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1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AP
Thinking about Western A ttribution Theory
Linzhi Du, Guo’an Yue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Email:Lzdu06@nankai.edu.cn
Received: Feb. 27th, 2011; revised: Apr. 12th, 2011; accepted: May 4th, 2011
Abstract: By means of cultur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fully analyzes the views and methods of main Attribu-
tion theori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attribution theory lays in rationalism, individualism,
liberalism, and competitionism, which are popular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 dies
o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limitations of attribution
theory when it is used to explain attribution phenomena in other cultural contexts. Inspired by Cultural Psy-
chology, this paper advises two principles of studying attribution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Keywords: Attribution Theory; Cultural Tend ency; Cultural Thinking
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反思
杜林致,乐国安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天津,300071
Email:Lzdu06@nankai.edu.cn
收稿日期:2011 年2月27 日;修回日期:2011 年4月12 日;录用日期:2011 年5月4日
摘 要:从文化反思的角度,通过系统考察西方归因理论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揭
示其理性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竞争主义的西方文化取向;结合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
果,分析其在归因因素、归因维度、归因偏见等问题研究上的文化缺失和文化偏见;借鉴文化
心理学的启示,对中国归因问题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归因理论;文化取向;文化反思
1. 引言
归因理论是西方社会认知理论的重要流派之
一,从 1958 年美国心理学家海德(F. Heider)创立
该理论以来,国内外关于归因的研究久盛不衰。
但是,归因理论作为诞生于西方、形成于西方的
理论,却很少有研究专题分析归因理论的文化背
景及其局限性。本文试图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考
察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取向,结合跨文化心理学
的研究成果分析其文化偏见,并借鉴文化心理学
的启示,对中国归因问题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
2. 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取向
霍根和埃姆勒(F. T. Hogan & N. P. Emler,
1974)曾指出,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是
现代社会心理学意识形态的三大支柱,它们渗透
到研究的各个侧面,在任何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领
域均可看到它们的影子(参见:乐国安,1997)[1]。
归因理论作为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社会认知理
论,当然也不例外。下面首先从分析西方归因理
论的主要流派入手,揭示它们背后的文化取向。
刘永芳(1998)把西方归因理论分为偏 逻辑成
分的归因理论和偏非逻辑成分的归因理论,以及
关于归因偏向、归因风格的探讨等方面[2]。本研
究以此为线索,来展开对归因理论各流派的文化
考察。
2.1. 偏逻辑成分的归因理论与西方理性
主义文化取向
2.1.1. 经典归因理论
“经典归因理论”(Classical attributio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6JA840010);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JX06-2-001)。
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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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是指归因研究的先驱者——海德、琼斯和
戴维斯、凯利等——提出的归因推断思想。这些
理论都把归因者视为具有高度理性的独立个体,
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逻辑推断能力对日常生活事
件做出合理的判断,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依照这
些规律去行动。海德把普通人类比为朴素的科学
家,指出:“环境的因果结构,既像科学家所描
述的那样,又像普通人所理解的那样……”;认
为在寻找行为或事件的原因时,不论是普通人,
还是科学家,都遵循“协变原则”。琼斯和戴维
斯把人们的归因视为对行为意图做出判断(所谓
“对应推断”)的逻辑演绎过程,而凯利更是以
数理统计中的“方差分析”方法来建构自己的归
因推断模型,完全把个体的归因活动视为一种纯
粹的客观刺激信息(所谓“一致性信息”、“连
贯性信息”、“区别性信息”)的排列组合。这
些理论构想,一方面,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
样,过高地估计了普通人的逻辑推断能力——事
实上人们分析和评价事件之间的协变关系的能力
是有限的(Alloy & Tabachnic, 1984);另一方面,
由于它们完全把个人从其社会文化背景中抽离出
来,失去了个人的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因而
与人们对真实生活事件的归因相去甚远,其假设
无法得到完全验证,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
一种“理想归因模式”。至于后来出现的自然逻
辑模型和决策理论,实际上遵循的仍是经典归因
理论的路线和方向,只不过比经典归因理论的逻
辑推断更为严格、认知分析更为精细而已。
2.1.2. 偏非逻辑成分的归因理论与西方个体主
义、自由主义文化取向
偏非逻辑成分的归因理论包括:希尔顿(B. T.
Hilton)和斯拉格斯基(B. R. Slugoski)的“异常条
件聚焦模型”;卡那门和米勒(D. Kahneman & D.
T. Miller)的“标准理论”;桑克和阿布森(R. C.
Schank & R. P. Abelson)的“知识结构论”;怀特
(P. A. White)的“原因加工理论”等。这些理论通
过设定“先定标准”、“标准”、“信仰”等概
念,强调了人们的主观因素对归因的影响,从而
揭示出普通人实际归因过程中的非理性和非逻辑
性。但是,他们所强调的主观因素,只是归因个
体本身所具有的一些个性特征,如需要、兴趣、
动机、态度等,所关注的只限于归因个体的自我
需要和自由选择,突出强调的只是归因者的个人
利益和愿望。这种以个人的需要、动机为出发点,
按照个人的兴趣和偏爱来做决策,以实现个人的
最便利、最简捷、最大利益目标的思维方式,是
西方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典型特征。
2.1.3. 归因偏向与西方个体主义、竞争主义文化
取向
归因偏向(也称为“归因错误”)指人们在
归因中表现出来的偏离正规的、理想的归因模型
的系统偏好。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1)基本归因偏向
指人们归因时有一种高估内在倾向而忽视情
境因素作用的一般倾向,即个人归因多于情境归
因。基本归因偏向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这与西
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有关。西方社会强
调个人权力和义务,鼓励个人奋斗,但在给与个
人充分的自由和机会的同时,也要求个人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由此导致人们倾向于进行个人归因
而非环境归因。
(2)活动者和观察者的归因差异
指人们有一种将自己的行为原因外在化而将
他人的行为原因内在化的归因偏向。为什么会产
生这种归因差异呢?西方学者提出了两种解释观
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一个人对自己和
他人的行为所拥有的信息量的不同造成的;第二
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活动者”(自我)和“观
察者”(他人)的知觉集中点或看问题的角度不
同造成的。不过,我们认为这种差异的实质还在
于其文化背景,结合下面介绍的利己主义归因偏
向,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仍是西方个体主义、竞
争主义文化取向的产物。
(3)利己主义归因偏向
又称“自我服务偏向”,指人们倾向于把积
极的行为结果(成功)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把消
极的行为结果(失败)归因于环境因素。对于利
己主义偏向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
意见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认为这是由于这两
种结果与人们事先对结果的预期不同造成的;另
一种意见用传统的“趋乐避苦”的原则来解释,
认为人们有三类动机与“利己主义偏向”产生有
关:一是增强和维护自我估价的动机,二是给别
人留下良好印象的动机,三是避免认知失调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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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环境控制感的动机。从本质上说,这两种解
释都是个体主义文化观的反映,只不过侧重点不
同而已,认知解释观注重的是个体自身的认知体
系的和谐统一性,动机解释观则强调的是维护个
体的形象和自尊、保持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它
们同时蕴含了把他人视为竞争对手和自我利益的
威胁者、力图通过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来保持自
尊的竞争主义文化内涵。
2.1.4. 韦纳的“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与个体
主义、理性主义文化取向
韦纳的“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是西方
归因效果论的集大成者,但这一理论恰恰集中体
现出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色彩。
从理论来源分析,韦纳的归因理论是建立在
勒温(K. Lewin)、阿特金森(J. W. Atkinson)、罗特
(J. Rotter)和海德等心理学家关于期望转变、原因
成分和部位等研究的基础上的,是对期望转换理
论、经典归因理论、控制点理论等的继承和发展。
尽管他的理论自成体系,并有许多前人所没有关
注的新发现,但其根基仍是立足于西方理性主义
文化的土壤中的。
从理论目标而言,韦纳试图建立“可以用于
广泛多样的现象,而没有明显的、历史的界限或
是任何特殊的、社会环境关系的限制”的动机理
论,这反映了他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即
以西方式的理性思维,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即实
证研究)的方式来建立适用于全人类的动机理论。
从理论内容分析,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有三
个主要论点:第一,个体过去的成败经验和个体
差异(如成就动机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会影响
他对某一成就的归因;第二,个体对前次成就所
作的不同归因,以及这些归因的向度特性(稳定
性、内外控、基源性)将会影响个体对下次成就
行为的期望、努力程度和情绪反应等;第三,个
体的期望、努力程度以及情绪反应对成就行为有
很大影响。可见,韦纳理论只是关注个体的期望、
动机、情绪等心理特征,而并没有考虑(或者力
图回避)这些心理特征的文化背景,以保证其建
立的理论的全球“普适性”,这同样体现了该理
论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西方归因理
论源于西方,成长于西方,也成熟于西方,在它
的血脉中,流淌的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理性
主义、竞争主义这些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血液,因
此它只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的某些结
论可能具有人类共性,但是他们的理论绝不是人
类共同心理特征的反映,从而也不可能对各种文
化背景中人们的归因特点都提供正确的解释。
3. 西方归因理论跨文化研究的启示
在一批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家孜孜以求地建
立全人类归因规律的“帝国大厦”时,另有一些
社会心理学家对归因问题展开了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并得出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结论。下面对这
些研究进行概括介绍,并分析其对我们研究的启
示。
3.1. 关于归因因素的跨文化研究
西方归因理论认为,能力和努力是人类进行
成败归因普遍使用的因素,但特赖恩迪斯(1972)
测查美国、希腊、印度、日本四种文化中对成功
的原因排序,发现美国人、希腊人、日本人都把
能力和努力评定为成功和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印度人则丝毫未提到能力和努力(参见:伯纳
德·韦纳,1989)[3]。
Susan,Keiko,Robert 和Hiroshi 从归因的文
化差异角度,来考察日本学生的数学成绩优于美
国学生的原因。他们发现,日本的母亲和孩子在
数学成绩低于他人时更为强调努力的作用,而不
会抱怨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而美国的母亲和孩
子则对于低数学成绩不但强调缺乏努力,同样也
强调缺乏能力和老师教得不好。作者认为,强调
努力归因为日本学生提供了高成就动机背景,日
本人强调个体对家庭和所属团体的责任感和忠
诚,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能力有多高,而在于
个人为家庭和团体做出了多大贡献。在这种文化
背景下,个人的努力就被能力看得更为重要(参
见:Ross,1977 )[4]。
3.2. 关于归因内外维度的跨文化研究
Weisz(1984)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美国人倾
向于进行“内在”归因,日本人则偏好“外在”
归因,他们把这种归因差异与这两个国家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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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养育、宗教信仰、工作和心理治疗等方面
的基本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认为美国人寻求获
得的是他们称之为超越环境的“初级控制”——
人们力图直接影响其生存的环境;与此相反,日
本人则倾向于用“次级控制”作为获得对其生存
环境控制的手段,而次级控制是通过自我适应于
他人而获得的[5]。
Miller(1984)发现,美国人对他人的好或坏的
行为结果主要归因于该人的好或坏的个人特性,
印度人则把相似的行为归因于社会角色、义务和
别的情境因素。印度人的情境归因比美国人多两
倍,而美国人的个性归因比印度人多两倍[6]。
Cousins(1989)的研究也发现,印度教徒比美国人
更少进行内在归因[7]。
Morris 和Peng(1994)分析了英文报纸和中文
报纸对美国发生的两件相似的惨案的报道:一件
惨案是一位中国博士留学生枪杀导师和几位在场
人;另一件惨案是一位美国邮递员枪杀上司和几
位在场人。他们的分析发现,英文报纸对这两件
惨案的报道,几乎完全集中于对两位谋杀者心理
不稳定和其他消极的个性因素的推测,而中文报
纸的推测则集中在情境、背景甚至可能在工作中
发生的社会因素。他们对中国和美国大学生如何
解释这一事件的调查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中国
大学生更偏爱于情境归因,而美国大学生则更可
能偏爱于个性归因,这种归因倾向性无论对美国
谋杀者还是中国谋杀者都是一样的[8]。
Lee,Hallahan 和Herzog(1996)比较研究了香
港和美国体育评论人对体育事件解释的差异。香
港记者集中于对体育结果的背景解释,美国记者
集中报道的是个性因素[9]。
Peng 和Nisbett(1998)指出,中国人对模糊的
物理事件,更可能从周围环境角度来解释它,而
美国人更可能从物体单独的内在属性来解释它。
美国人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个体产生的,由此
他们用个体的因素来解释行为。与此相反,中国
人认为所有的行为必然是环境中各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产物,行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他们在总体环境的各种因素中来解释行为[10]。
Menon,Mo rris,Chi-yue Chiu和Ying-yi
Hong(1999)认为,关于个人和团体的内隐理论有
着文化差异。北美人认为个体是自由活动者,而
东亚人则认为个人是受到限制的,个人比社会集
体的活动自主性少得多。因此,东亚知觉者比北
美人更可能进行集体特性的归因。他们用三个独
立的实验证明:美国被试对个人行为比对集体行
为更多地进行内在的、稳定原因的归因,而中国
被试的归因恰恰相反,而且中国人比美国人更为
情境化是针对个人而非集体领导层的[11]。
3.3. 有关归因偏见的跨文化研究
西方归因理论把自我服务归因偏见也视为人类普
遍具有的倾向,但 Chandler ,Shama ,Wolf ,
Planchard(1981)[12]和Takata(1987)[13]的研究发现,在成
功归因于内在原因而失败归因于外在原因上,美国被
试表现出自我服务的偏见;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则表
现出相反的偏见(如自我消隐)。Heine和Lehman(1995)
对此的解释是:个体主义文化国家的成员,如美国人,
通过自我服务偏见,促进和保持了独立的自我观念
——个体是独一无二的、强壮的,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与此相反,集体主义取向社会的成员,如日本人,自
我服务偏见会产生自我优于他人意识,从而把自我与
他人分离开来,这与他人所持的相互依赖的观念是相
矛盾的,会引起很大的困扰,所以个体会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14]。
受上述研究启示,有研究者对“内在—外
在”这一归因理论的核心维度进行了改进,提出
把集体主义文化中所强调的“个人所属团体”作
为一个潜在因素引进归因中,分出四种归因类型:
(1)内在的:把自我知觉为原因;(2)内团体/
包括自我:自我所属团体和自我都被知觉为原因;
(3)内团体/不包括自我:只是把自我所属团体
而非自我知觉为原因;(4)外在的:把自我及其
所属团体之外的因素知觉为原因。(Taylor, Doria
& Tyler, 1983)[15]。这种新的分类把文化因素引进
归因过程中来,既可以说明传统的自我服务归因
偏见(如对积极事件的内在归因),也可以说明团
体服务归因偏见(如对积极事件进行内团体但不
包括自我的归因),又可以解释在更为集体主义倾
向的文化背景中的自我服务归因偏见特点(如对
积极事件进行内团体并包括自我的归因)。
上述关于东西方归因差异的跨文化研究,打
破了西方归因理论视一些归因现象为人类共同心
理规律的论断,从而提醒人们,西方归因理论及
其实验只是西方社会背景的产物,不加检验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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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到非西方社会中,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上,这些研究有着
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从这些研究中,我们
也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更
多地还是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用西方的理论
和研究方法进行的,而缺乏对西方文化的自觉反
省。正如杨国枢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跨文化研
究并非真正的比较文化研究,而是沦为一种以西
方心理学为主、西化心理学为辅的模拟跨文化研
究(转引自:李育红,1995)[16]。
4. 中国归因问题研究的文化思考
文化心理学指出,心理和文化是相互生成的过程,
文化习惯及其意义填充和表示心理过程,而心理过程
转生成和转换这些文化习惯和意义。因此,从文化角
度来说明社会关系对于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是非常
必要的。文化心理学特别假定,人们的认知、情感、
动机和行为过程是通过其生活的文化世界所塑造的。
心理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过程体,它只能在与文
化的紧密联系中存在和发挥作用。因此,当人们根据
普遍的、历史形成的、各种各样组织的文化意义和活
动系统调节自己的反应时,心理差异性就不可避免了
(Kimura, 1972)[17]。
文化心理学上述观点提醒我们,研究中国人的认
知归因问题,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警觉性,决不能
照抄照搬西方的归因理论和研究方法。如前分析,西
方归因理论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反映的是西方文化
背景下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而中国文化与西
方文化特质迥异(即使按西方学者普遍承认的中国文
化是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是个体主义的观点来看,二
者都是截然对立的),中国人的归因模式,必然有异于
西方人的独特之处。对中西方人而言,即使相同的归
因行为,其背后也会有不一样的文化蕴含,其归因效
果也不尽相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以往我们的归
因研究,由于缺乏对被试文化取向的考察,很容
易得出与西方归因理论相一致的结论。然而,一
旦我们把被试的文化取向作为一项变量引入研究
中,就会得出与西方归因理论 不一 致的结 论。比
如,一项对中国高中生及其家长有关高考成败归因的
研究发现,中国文化取向的被试倾向于对自我成
功进行外在的、不可控因素的归因(如家庭支持、
运气等),但并不会导致西方归因理论中所断定的
“这类归因会导致贬低个人自信心、降低对未来
成功期望”的效果,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家族本
位、伦理本位价值取向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取向
的差异;同样,中国文化取向的被试对自我失败
倾向于外在的、不可控因素的归因(如运气、缘、
命运等),但也不会产生西方归因理论所述的“这
种归因模式会导致丧失成功信心”的归因效果,
这一点与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宿命能动观”有关
(杜林致,2002)[18]。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今后中国归因问
题的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设计中,要把被试的文化取向
作为一项独立变量引入研究中。以往跨文化研究,
往往以不同国家的被试作为文化差异的指标,比
如美国人一定就是个体主义文化取向,中国人一
定就是集体主义文化取向,所以只要样本中包含
了美国人和中国人,那么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就
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的差异。但这种假定
忽略了一个事实:个体的文化取向并不一定与其
所处的国家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相一致。美国人中
可能也有不少人是集体主义文化取向者,中国人
中也有不少人是个体主义文化取向者(特别是改
革开放后受西方思潮、生活方式影响长大的新一
代青少年)。因此,对于个体文化取向的考察,不
能单纯以其生长国度、生活地域为指标,而应该
具体考察个人的文化价值观,这样才可以准确定
位,真正检测出文化取向的差异对研究变量的影
响。
第二,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要结合研究对象的文
化背景加以深入分析,透过表面现象,挖掘其内在的
文化蕴含。有一些研究,在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和研
究工具等环节上,极其标准、规范,但是最后得到的
研究结果,只是干巴巴的几句总结,至于其蕴含的理
论或实践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等真正能够给读者知识
和智慧的解释,反而语意不详,或者干脆避而不谈。
一项科学研究,其价值在于增进人类知识,加深人类
对客观事物或社会现象的不断认识,不但“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所以,一项科学研究的结论及
其解释(或讨论),应该是其精华所在,而真正有深度、
有力量、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及其解释,一定是能够紧
扣所研究问题的文化脉搏而展开的。对于中国人归因
问题的研究,同样如此。
总之,只要我们在归因问题研究中不忘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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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在研究设计中纳入文化变量,在研究解释
中注意挖掘文化底蕴,我们的归因研究就会摆脱单纯
对西方归因理论低层次模仿的水平,为构建中国特色
的归因理论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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