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4 No.03(2015), Article ID:16058,4 pages
10.12677/ASS.2015.43025

The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Overal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

Xiao’an Ya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Email: tzwang654@163.com

Received: Aug. 30th, 2015; accepted: Sept. 10th, 2015; published: Sept. 21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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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serious divergences about a series of questions abou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overal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olicy frequently thinks over the Soviet Union’ benefi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es the Chinese nation’ basic benefit as starting point and resists the mistakes fairly well.

Keywords:Overal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vergence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分歧

燕小安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Email: tzwang654@163.com

收稿日期:2015年8月30日;录用日期:2015年9月10日;发布日期:2015年9月21日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有关抗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产生这些严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往往是以苏联利益至上来制定其政策。中共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较好地抵制了这些错误的决策。

关键词 :全面抗战,共产国际,中共,分歧

1.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抗战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1.1. 在抗战领导权上的严重分歧

抗战初期,中共同共产国际在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看待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民党,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采取什么作战方针等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为了坚定南京国民政府抵抗到底的决心,以避免苏联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苏联迅速决定全力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抗战。苏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方针,使得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国共关系方面改变以往的政治立场,接受蒋介石的军事指挥,从组织上进行合并。

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抗战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有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抗战,并“放弃了过去一部分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准备“改组国民政府”。因此,中共应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1] 。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一致通过了王明的报告。

中共认为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斗争和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共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不但要围绕着蒋介石国民党去行动,就是发动起来的群众抗战大业也要拱手让给蒋介石。

1.2. 在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上的严重分歧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认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战。只有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让全体人民参与抗战,才能使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为此,中共主张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认为只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共产国际和苏联则否认中国有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存在。他们一直主张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抗战。而南京国民政府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仅仅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包办的抗战。与此同时,他们又害怕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中得到发展,从而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又处处限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受到压抑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中共认为抗战必将是艰苦的持久作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深刻揭示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战必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我双方的战略相持;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3个发展阶段。并着重指出了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抗战能否最后胜利将取决于全民族在这个阶段努力的程度。论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主张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战和建立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在持久战中争取抗战的胜利。

共产国际和苏联则否认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强调“阵地战”和“消耗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仍然主张中共要把军事工作的重心放在城市,要求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打大仗、打硬仗,要直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城市保卫战,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2. 产生上述严重分歧的原因是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至上”

2.1. 九·一八事变前后“武装保卫苏联”问题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爱国运动高涨,在敌寇入侵、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情况下,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义不容辞地肩负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以避免中国成为亡国奴,体现中共是国家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和忠实捍卫者。

共产国际却认为,九·一八事变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并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世界各国工人和劳动者,要“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苏联” [2] 。王明等也随声附和,不是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而是看作是世界帝国主义“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因而,“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正放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 [3] 。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4年4月,以保卫苏联为内容的中共中央文件和其它重要文件不下数十篇。中共同时还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组织的运动周”和“拥护苏联周”,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起与成立“拥护苏联大同盟”,动员群众做拥护苏联的实际工作。

“保卫苏联”的口号严重地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保卫中华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切身利益和共同要求,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革命时机,使中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孤立,并造成了中共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严重挫折。

2.2. 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联利益中心”上分歧的凸显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突破苏军防线,侵入苏联境内。在这种形势下,世界革命的中心——社会主义苏联的命运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于是“保卫苏联”的任务再一次异常紧迫地提到共产国际和各国党的面前。

22日晨,斯大林紧急召见季米特洛夫,同他就组织各国党和工人阶级牵制德国法西斯,武装保卫苏联问题进行了磋商。同日,季米特洛夫立即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和各国党的紧急任务。会议认为:“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而且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联同时也是保卫各国正在进行反对奴役者的解放斗争的人民。必须反对中国反动军阀的任何反苏计划,保卫苏联” [4] 。会议号召各国党领导本国人民全力支持苏联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同时还向各国党发出了关于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书和指示电,明确提出各国党应集中全力反对法西斯奴役,应把为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保卫各国人民以免被奴役和支援苏联而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共同的口号。可以看出,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使得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对于各国党的特殊情况和各国革命利益考虑得较少。

3. 共产国际与中共争论的焦点

3.1. 共产国际制定方针往往以苏联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战略是为了苏联本国利益的需要而无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了“保卫苏联”,不顾中共的实际困难,不考虑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脱离实际地要求中共动用全部武装力量,采取冒险行动,这正是“苏联利益中心”的实质。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认为国民党力量比中共力量强大,是中国抗战的主体力量,抗战胜利后只能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中心的中华民国。在他们看来,“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的领导政策真叫人吃惊!” [5] 。因此他们认为,向国民党作出让步,竭尽全力保卫苏联是中共不可推卸的天经地义的选择。

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对各国党的特殊条件和利益考虑得更少。他们认为,目前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一切可能的行动来支援苏联、保卫苏联、打击苏联的敌人。只有保证苏联取得胜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才有可能 [6] 。在他们看来,各国党无条件地服从“保卫苏联”的需要,才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否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从上述观点出发,在苏德战争之初,苏军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苏联周边的所有被德军占领的国家的共产党不择手段地去“向兵工厂、仓库、油库(油、汽油等等)、飞机场放火、摧毁并破坏铁路、电话电报系统,不让敌人运输军队和军需品(或任何物资)”,“采取一切方法恐吓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 [7]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成败的确关系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然而不能以此断言,只有保证苏联的利益才能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以至要求中共不惜牺牲本民族和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来维护苏联的利益。片面强调苏联一国的利益,就使得苏联能够在“世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世界无产阶级保卫祖国”的所谓国际主义口号下,推行其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共产国际的错误恰恰在于使国际主义变成为了一国利益而牺牲别国利益的挡箭牌,使国际共运遭到民族利己主义的侵蚀,助长了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恶性发展。

从上可见,在是否保卫和支援苏联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与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在如何保卫苏联、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在实践中发生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3.2. 中共制定方针是以符合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中共的战略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其战略目标是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中共认为,由于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8] 。由于中国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在客观上已经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然而这种援助必须顾及当时的具体形势和具体条件,要作长远打算,坚持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敌后根据地,否则便成了不顾民族利益的冒险主义者。从这种认识出发,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9] 。

那么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什么会出现中共在相当程度上(甚至是坚决)执行了共产国际这些错误指示的情况呢?其主要原因在于:① 中共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直属支部,还不能摆脱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②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许多是正确的,如: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些方针和政策,等等。这就易使中共对共产国际指示产生盲目信赖;③ 在洛川政治局会议上,党内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主次关系曾有些不同认识,但会上由于未充分交换意见,因而一些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极力主张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一时还不大理解。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又正好符合这些同志的心理。

但是中共在此阶段总的方针却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苏联实行战略上的配合,具体行动上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决不贸然行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都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坚持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正确协调和处理了这一分歧,不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际共运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文章引用

燕小安, (2015)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分歧
The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Overal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 社会科学前沿,03,175-179. doi: 10.12677/ASS.2015.4302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王明 (1937) 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 共产国际, 10, 21.

  2. 2. 中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编译 (198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册. 1982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68.

  3. 3. 中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编译 (198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册. 1981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27.

  4.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201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册. 2012年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

  5. 5. 弗拉基米洛夫 (2004) 吕文镜, 吴名祺, 译,《延安日记》. 2004年版, 东方出版社, 北京, 30.

  6. 6. 季米特洛夫 (1982)《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6月22日. 苏共历史问题, 6, 32.

  7. 7. 斯蒂芬•克利索德 (1980) 河南师大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苏南关系, 1939-1973》. 1980年版, 人民出版社, 北京, 253-254.

  8. 8. 毛泽东 (1991) 《毛泽东选集》第2卷. 1991年版, 人民出版社, 北京, 520-521.

  9. 9. 毛泽东 (1991) 《毛泽东选集》第3卷. 1991年版, 人民出版社, 北京,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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