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Enduring Love, published by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 Ian McEwan in 1997, tells the story about a pop-science writer Joe Rose who attempts to rid himself of a mad stalker Jed Parry, a patient of de Clérambault’s syndrome. Being a member of the atypical disadvantaged group, as classified by American scholar Martha Nussbaum, Parry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glected people whose fate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stic care. In the story, Joe has been obsessed with the excessive rationalistic study of Parry’s case, and has unknowingly led to the worsening of Parry’s situation. Joe’s wife Clarrisa tries to influence him with her poetic wisdom, but her mild nature is not powerful enough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event, which actually reveals that Joe’s dominant rationalism has overshadowed the role of humanistic scholars like Clarrisa. Through Parry’s situatio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special car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and that humanities do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society.

Keywords:Ian McEwan, Enduring Love, Atypical Disadvantaged Group

被忽视的非典型弱势群体

—对《爱无可忍》中杰德ž帕里命运的反思

周小琳，吴兰香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江苏 南京

Email: kitty523cd@163.com

收稿日期：2015年8月25日；录用日期：2015年9月12日；发布日期：2015年9月15日

摘 要

英国当代作家伊恩ž麦克尤恩1997年的小说《爱无可忍》讲述了科普作家乔ž罗斯努力摆脱“德ž克莱拉鲍特综合症”患者杰德ž帕里的故事。按照美国学者玛莎ž努斯鲍姆的分类，帕里属于非典型弱势群体的一员。在与这些易被社会忽视的人群打交道时，人文关怀更为重要。在故事中，乔正是因为陷入了过度的科学实证研究，才在无意之间不断将帕里引向疯狂。尽管乔的妻子克拉莉莎努力用自己的诗学智慧去影响他，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事件的走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以乔为代表的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遮盖了人文学者的声音。本文目的便在于通过帕里的遭遇，反思当今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呼吁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也以此提醒人们人文关怀在妥善处理相应关系时的重要性。

关键词 :伊恩ž麦克尤恩，《爱无可忍》，非典型弱势群体

1. 引言

在英国作家伊恩ž麦克尤恩1997年的小说《爱无可忍》中，科普作家乔ž罗斯和精神病患者杰德ž帕里相遇在风景如画的伦敦郊野。当时，乔和另外四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遇到一起热气球事故并援手相助。他与另一位参与救助的路人帕里眼神交替后，误让帕里认为自己爱上了他，从此便被帕里追逐骚扰，使得他和妻子克拉莉莎的平静生活被打破，爱情不复当初。

自出版之后，《爱无可忍》在国内外掀起了一阵有关叙事和心理分析的研究。约翰逊ž格林伯格(Jonathan Greenberg)和柯蒂斯ž卡博内尔(Curtis D. Carbonell)从该书的科学和人文主题出发，结合新达尔文主义和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来探究二者的关系；苏珊ž格林(Susan Green)和中国学者王悦分别从小说的叙事手法着手，讨论不可靠叙述的艺术性；艾伦ž帕尔默(Alan Palmer)从归因理论、认知叙述学等方面对书中主要角色进行心理归因分析。本文将借助美国学者玛莎ž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相关论述，结合小说中乔和克拉莉莎对待帕里的不同认知方式，探讨社会对待非典型弱势群体的态度。

2. 非典型弱势群体的困境

在《正义的边缘：残障，国别，种族成员关系》一书中，美国学者玛莎ž努斯鲍姆提到了当今社会中三个未解决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对身体和心理残障人士的不公正待遇：“这些人是生理上的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像其他公民一样，在当今社会中拥有平等的基础……因为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公民”指的是哪些人，要求我们对社会合作的目的进行一种新的分析……”([1] , p. 1)。

在书中，努斯鲍姆提出了对公民的定义问题。在小说《爱无可忍》中，杰德ž帕里有一个新的身份定位：一名患有慢性精神病的“正常人”。也就是说，残障的形式有多种。除了明显的身体或心理缺陷，也存在着一种灰色地带。像帕里一样，这类非典型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与常人相异之处，但在经历某些事件后，潜伏在身体中的病症便会爆发。这类特殊的群体在社会上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杰德ž帕里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是一名神秘狂热的宗教分子。他患有一种名为“德ž克莱拉鲍特综合症”的幻想性精神病。该病症的潜伏期可长达数年，如果没有特殊事情诱发，该病症可能永远也不会爆发，而一旦休眠被外力被打破，患者受到的精神伤害则久至一生。这是一种慢性病，其特点是：“病症发作突然，对色情妄想的对象始终不渝，患者能为客体自相矛盾的行为自圆其说；病程为慢性，患者殊无幻觉，也无任何认知缺陷。”([2] , p. 292)。故事的起因源于一次热气球事故。在群策群力参与救援的现场，孤独的帕里遇到了科普作家乔，并与他有一次眼神交流，而这不经意的一瞥却让帕里误以为乔爱上了自己。帕里自诩为上帝的信息传递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去拯救乔，劝说他放弃科普写作，皈依上帝，并且直面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和妻子克拉莉莎分手，最终和自己在一起。乔对此当然是拒绝的，而这种拒绝却被帕里理解为鼓励。他觉得乔一直在怂恿他向前，用虚假的承诺挑逗他，然后却又背信弃义，不肯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疯狂绝望的爱，这种形式的病症，常被边缘化，因而也很少受到重视。

在《从伍尓芙的姐姐到星期五的沉默》中，穆雷也提到了在当代文学写作中弱势群体的存在，并且指出这些弱势群体被用来衬托、强调正常角色的健全和有意义。这种针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在文章中，穆雷以伍尓芙同父异母的姐姐劳拉ž斯蒂芬为例，阐述了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社会现象：“劳拉是个患有自闭症的女人，在自己妹妹笔下，要么就是被忽略，要么就是以一种疯狂、愚蠢的形象出现。”([3], p. 24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拉的形象折射出一种潜在的文化逻辑，“在这种文化逻辑的框架内，我们可能会发现不管是从性别、‘可接受的’人性观、健全的四肢、还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常态总是把与其对立平行的另一种存在抹杀掉。劳拉这样的角色总是处于他/她人故事的边缘，而不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这样一来，她的故事就变成了原型的弱势叙述。在这一叙述中，不健全或是弱势状况往往意味着缺席、缺乏或者缺少，同时，与此相对照的非弱势角色便确定了文本的健全至上。对于带有这种风格的故事，有学者称之为‘叙述假体’。”([3] , p. 246)。换句话说，弱势群体总是被用来标注非自己的事物，被用来展示健全人格的价值。

同样地，在《爱无可忍》中，帕里也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在小说中，他以狂热信徒的形象出现，其话语也总是被忽视。帕里的案例非常特别，他并非有身体或是认知方面的缺陷。他的思维正常，没有幻觉，他的短期记忆完好无损。但他却固守自闭、社交无能，不知如何与外人相处。按照努斯鲍姆的说法，他属于特殊的非典型弱势群体。在《正义的边缘：残障，国别，种族成员关系》这本书中，努斯鲍姆写道：

然而，制定基本社会准则的群体在制定社会契约规定时，没有提及如何对待患有严重非典型的身心残障人士……他们被排除在外，受到指责；社会运动也拒绝他们的参与……他们要么被隐藏在公共机构的阴影之中，要么被放任不管，被社会忽视；他们从未被考虑为公共王国的一员……从最初开始，他们便早已被逐出在外。([1] , p. 14)

无独有偶，米切尔和辛德也在书中写道：“即使当文学拒绝认真考虑弱势群体作为一种社会谈判的身份带来的影响，弱势群体在文学角色的塑造中依然有多种用处。”([3] , p. 246)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帕里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他自小便没有朋友，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长大，甚至演变得越发强烈。在他偏激的头脑中，他总觉得周围的人瞧不起他。帕里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便是创造一个自己的内在世界，不去倾听他人意见。对于帕里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往往被形容为过着社交空虚的生活……对建立人际关系的渴望与害怕被人拒绝的恐惧，或是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包括性和感情两方面）相平衡。”([2] , p. 296)。就这样，帕里一生都未能和他人建立起起亲密关系，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按照阿瑞提和麦斯的说法，“色情狂可能通过在内心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来作为一种抵抗抑郁和孤独的防御机制。”([2] , p. 297)。在帕里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开导他、关心他。在他儿时，他的母亲再婚，姐姐远嫁国外。因为没人照料，他小小年纪便被送到了寄宿学校。也正是因此，帕里越发沉迷于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小世界中。当在热气球事故现场遇到乔的时候，他便全身心地、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到了自造的感情世界中。

3. 科普作家的理性探究执念

书中的男主人公，科普作家乔ž罗斯是科学与理性的坚定拥护者。在小说中，他被描述为一名新达尔文主义者，以自己的理性为傲。他坚信，“人类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命一样进化，许多先天的不足和能力伴随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而它们全由基因决定。”([2] , p. 86)。这种新达尔文主义世界观是结合自然选择说和孟德尔遗传学的现代进化综论[4] 。

起初，新达尔文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很有影响，“但随着这一学派的发展，新达尔文主义已不只是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之中，而是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而且这一学派内部在关于科学与宗教、人性与文化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旨趣。”([5] , p. 1)。其中，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提倡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考察人文科学，威尔逊(E. O. Wilson)便是其中的一员。在《爱无可忍》一书中，乔就是他的忠实信徒。

乔曾经和妻子克拉莉莎谈论到婴儿微笑的问题。他坚信婴儿微笑这种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出于物种进化的考虑，具有某种合理的存在因素。威尔逊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深得他心：“在动物学术语中，它是一种社会行为释放器，是与生俱来、相对恒定的信号，作为媒介引导着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2] , p. 88, 86)。乔认为，“婴儿的微笑是漫长进化过程造就的先天秉性，刻写在人类的基因上是为了诱发更多的父爱和母爱。”([2] , p. 87)。而克拉莉莎却持不同的看法：“当我把威尔逊的话读给她听时，她心烦意乱。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得赤裸裸的，她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更重要的意义被人遗忘了。对于婴儿的笑容，动物学家提供的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它的真谛是在父母的眼里和心中反映出来的，只有在那份流露出来的爱意中，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它才会显得有意义。”([2] , p. 87)。克拉莉莎认为乔的观点是一种“新基要主义”([6] , p. 97)，她坚持婴儿微笑的真相只能通过“爱”来揭示，她的立场也含蓄地质疑了乔的“新基要主义”的观点：忘掉事物的本源和自身直觉，相信理智足够客观。但是乔并没有理解到她的意思，反而认为克拉莉莎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她济慈研究得太多了。

面对不期而至的来自同性的狂热感情，乔的处理方式显示出清晰的新达尔文主义特点。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乔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理性羁绊之中，他对帕里精神病症的研究成为了一种可怕的执念，“也许我还可以重新拾起那久违了的一点好奇心。”([2] , p. 73)。可以看出，乔对帕里的研究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科研愿望。同时，乔觉得“我可以忍受——甚至喜欢——以一种综合症来研究帕里”([2] , p. 159)。这种过度理性的思考让他认为只有他自己能够充分了解帕里，也只有通过他的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他才能揭开这位狂热跟踪者的谜团。渐渐地，乔的妻子开始怀疑他话语的真实性，警察们也不屑于相信他的说辞，这个男人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变得越发孤独，他对待帕里的方式也就日益偏离常轨。

的确，帕里患有“德ž克莱拉鲍特”综合症，但乔的过度理性也在事件的发酵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作为一名新达尔文主义知识分子，他渐渐地成了自我叙事的囚徒，“这因此解释了雅克ž拉康的看法：在偏执的叙述或幻想中，人们有能力去编造事实。”([6] , p. 95)。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自身利益的驱使：他的目的是通过证明帕里患有“德ž克莱拉鲍特”综合症，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并进而挽救和克拉莉莎的亲密关系。他的思考已被自己的幻想蒙蔽，自然而然会对周遭真实发生的事情予以选择性忽视。于是，他编造出符合自己想象的事实。在书中，“乔自创了一个词：‘信即所见’(Believing is seeing，颠倒了俗语，‘眼见为凭’Seeing is believing)，指人们常常会为自己的想法所误导。”([7] , p. 200)。在经历了餐馆险些被刺杀的一幕后，乔惊魂未定地来到警察局做笔录，他一口咬定自己才是被刺杀的对象，只是杀手认错人才导致无辜人士受伤。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信即所见”，凭借自己的逻辑推理解释记忆中的细节。虽然说参加笔录的当事人对案件的叙述各不相同，而乔自己也对许多细节不甚确定，但是对自己科学判断的坚信使他认定自己就是刺杀案的主要受害者。

身为科普作家的乔是无神论者。他对“机遇”、“偶然”的看法和他后来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茱莉亚ž乔丹在她的《机遇和现代英国小说》中提到：“20世纪的时候，人类文化的正中心是‘机遇’。当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取代了上帝意志的说法后，人们开始热衷于相信事情发生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但20世纪有关机遇的文化并不只是有关于此，它还阐述了一种势头，那便是新科学试图要将机遇分门别类。新科学认为，机遇是存在于理性话语中的，因此，它是可以被驯服的。”([8] , p. 129)。而乔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不仅相信机遇的偶然性，而且还多迈出了一步，认为机遇是可以被量化，偶然是可以被驯服的。因此，他在帕里事件上更多地是抱着一种实验和证明的态度：帕里的爱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经科学验证的疾病：“德ž克莱拉鲍特综合症。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号角，一记响亮的小号声，把我带回自己的困扰中。这下子又有研究要做了，我已经完全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了。综合症是一套关于预测的框架，给人带来慰藉。”([2] , p. 153)。

乔想要一步步证明自己有关帕里的推断预测是正确的，在这个框架下自己所做的都是必要的。殊不知，他的这种做法却有些自大了，“因为机遇，正如其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不可能被理智或是某种精确的计算所驯服的。而乔却妄想通过将偶然性限制于自己的预测框架中，以此量化机遇。这种预测可能性的框架目的在于将事物的起源起因，以及结果等予以说明，而这么做就相当于与之前提到的偶然性概念有所违背。”([9] , p. 429)。帕里对乔的爱情是偶然的错误，这种错误是不需要被证明的，因为一旦开始了证明，就开始了对帕里情感的进一步伤害。这个处在社会边缘的弱者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心，而不是成为乔科学推断的验证对象。

乔曾经多次和警察局交涉，报告帕里的骚扰举动，但警察程序化的办案态度让他寒心。对于反复报案的乔，他们表现出一种怜悯、遗憾的态度，认为他是一个过度反应的书呆子。同时，克拉莉莎对乔的处理方式也表示不解和怀疑，这让乔感到无力，觉得妻子不关心自己，甚至认为妻子有了新欢，借帕里事件摆脱他。于是，趁克拉莉莎不在，乔偷偷翻遍了她的信件，企图从中找到证据。被克拉莉莎发现后，二人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曾经牢不可破的爱情蒙上了阴影。

警察的忽视，克拉莉莎的不理解，让乔觉得自己无助无援，只能一个人孤军奋战。在独自证明帕里有病的道路上，乔越走越远。他的新达尔文主义世界观、过度理性思考的执着使他越来越忽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相处方式。为了逻辑的纯粹正确，他渐渐地将人文关怀抛在脑后。

4. 济慈爱好者的人文立场

克拉莉莎ž梅隆是乔ž罗斯的爱人，一名文学老师。和乔不同的是，她习惯从感性的角度看待事情，同时也对科学和理性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学者帕尔默对这个人物评价颇高：“通过她诗意的双眼，科学和人文之间有着相互交融的可能。作为一名有智慧、敏感、勤奋的人文学者，她对自己和他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都有着一定深度的正确认识。”([10] , p. 303)。

在事件的处理中，克拉莉莎习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科学推论为目的。在帕里持枪威胁之前，克拉莉莎多次提醒乔，要他把帕里看成一个需要关心的成年人。在一开始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克拉莉莎就认为帕里是一个可怜人。他“头脑古怪，却并无恶意，顶多算个讨人嫌的家伙罢了，根本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是个威胁。”([2] , p. 75)。在她的眼里，帕里只是个寂寞的男人，渴望和外界交流沟通。随着事态的发展，克拉莉莎觉得帕里可能的确对乔有一些执念，但是她依然坚信，只要通过交流沟通，这个问题是可以被圆满解决的。她提醒乔，“你想想，是不是有可能你对这个帕里太小题大做了。也许他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是说，请他进来喝杯茶，他很可能就不会再来烦你了。”([2] , p. 105)。

除了对帕里状况的分析，克拉莉莎对乔的了解也比较到位：“乔的头脑精细而缜密，但问题在于，他完全无视自己的情绪……他是个脆弱的人。”([2] , p. 103)。克拉莉莎还清楚地认识到，乔追求事情真相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为他自己的执念会将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割裂开来，而这就是他最大的缺点。不过，乔对这一“指控”矢口否认，甚至觉得克拉莉莎太过敏感，小题大做，“我讨厌她在信中那种自以为是的受伤口气，那一令人反感的情绪化逻辑，还有那种隐藏在高度选择性记忆背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态度”，“克拉莉莎以为她的情绪能提供适宜的引导，以为光凭感觉就能找到真相，而此时真正需要的是信息、洞见和小心算计。”([2] , p. 276, 183)。在最后获救后，克拉莉莎并非像乔所想的那样，充满理智地感谢乔的及时救助。她的关注点在于，乔和帕里的关系发展到这一步，和乔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面对以暴力相逼的帕里，乔用枪伤害了帕里，粗暴地为帕里事件画上句号，这使得原本可怜的帕里命运更加悲惨。相比于科学的理性和逻辑，克拉莉莎的人文情怀体现出了人文科学的感性。这是因为，“尽管科学有其优点，但在复杂的人类社交生活中，它却不能像人文学科那样告诉人们该如何交往相处。”([11] , p. 9)。乔总是站在理性科学的制高点上对克拉莉莎的感性进行批评。在乔看来，人文整体化思考远不如科学理性的推断可信。克拉丽莎的劝告在他看来就是不科学、不理性的感性主义。

说到人文的感性，就不得不提到克拉丽莎的研究对象诗人济慈。如果说乔是新达尔文主义的忠实拥护者，那么克拉丽莎就是这位诗人的坚定追随者。克拉莉莎十分敬重这位古人，因为他不只能够描述什么是爱，他还能够身体力行，表达什么是爱。而乔对济慈嗤之以鼻。尽管他靠写作为生，当属于作家之列，但他的工作始终和科学界有关，并非文学。对他来说，试着了解济慈已经够困难了，更别说能像济慈一样给所爱之人写情书了。克拉莉莎欣赏济慈式的“消极能力”，这种“在不确定和迷雾疑惑中生存”([12] , p. 449)的做法让乔无法理解。因此，在关键时刻，克拉莉莎的人文立场更加让乔恼怒。殊不知，这种人文智慧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像文学的力量与价值，便在于使人感受到“爱”。这样看来，“克拉莉莎反对的不是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而是某种更为模糊的东西：一种能给人以满意解释的世界观。而新达尔文主义式的演说似乎对人文主义者所珍视的“爱”的价值并不予以重视。”([6] , p. 97)。

乔和克拉丽莎在处理帕里问题时的意见分歧反映出了理性思维与感性关怀的不同。在人际关系中，理性推断固然重要，但是人文关怀更能化解矛盾，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遗憾的是，尽管克拉莉莎对帕里的判断基本正确，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事件的走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以乔为代表的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遮盖了人文学者的声音。

5. 结语

帕里这样的特殊病患人群，依然处于社会认识的边缘之外。在对待这些特殊人群时，乔的客观理性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推波助澜，使事情恶化。乔执迷于科学推断和数据预测。他认为，帕里的错爱是可以被证明、被解释清楚的，“在他方法论式的头脑里，这种科学的做法便等同于错误得到修正。”([3] , p. 431)。乔对帕里精神疾病的科学性的兴趣部分解释了他对待这位跟踪者的态度。他一方面刻意保持了和帕里的联系以便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一方面又对帕里的骚扰避之不及。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将整个事情调查清楚并不意味着能将此事圆满解决。在证明自己的理性推断——即帕里患有“德ž克莱拉鲍特”综合症的过程中，他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一次又一次伤害了帕里，也伤害了自己的爱人。帕里被他的“暧昧”不断引导，做出越发疯狂的举动；克拉莉莎被他独断专行挡在门外，无法和他好好交流。尽管最后乔的推断得到了证明，但代价却很惨重。他和克拉莉莎之间产生了间隙，而他亦成为了自己极端理性思考的受害者。通过这部小说，小说作者也许是在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特殊人群的存在，提醒人们人文关怀在妥善处理相应关系时的重要性。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4年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英国小说中的基因问题研究”(2242014S20074)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周小琳,吴兰香, (2015) 被忽视的非典型弱势群体—对《爱无可忍》中杰德•帕里命运的反思
Atypical Disadvantaged Group Left Behind—A Reflection on Jed Parry’s Fate in Enduring Love. 世界文学研究,03,120-126. doi: 10.12677/WLS.2015.33019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