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与马基雅维里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与国家,但并不影响对二者的思想进行比较。其一,二者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来对君王要如何驾驭臣下进行了论证,这是两者政治思想比较的一个基本前提;其二,二者的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是二者之间有可比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三,二者都用功利主义来解释政治,把政治与道德分割开来。 Although Han Fei and Machiavelli lived in different times and countries, it did not affect the comparison of the ideology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Firstly, the two demonstrated what the King should do to control the lieges from the view of Evil Human Nature, which was a basic premise of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s political thoughts. Secondly, there were many similarities of the time when their political thoughts were generated, which wa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of the comparability between the two. Thirdly, both of them explained the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tilitarianism, and separated politics form morality.
虽然,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又是不同的民族,然而两个人却存在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两个人生活的时代都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自己的国家又是诸国中较弱,有被吞并的趋势。基于这样的历史因素,两个人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政治功利主义,让政治与道德分家,从性恶论出发来论述政治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强大、集权的君主。
在孔子提出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后,诸子百家的思想都会基于两种人性论(“性善论”与“性恶论”)来展开论述。同样的关于人性的讨论在西方的思想中也存在,它最初发生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位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与诺斯替主义和贝拉基主义的争论中,对往后的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后来的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韩非与马基雅维里,这二人在各自的政治思想论述中无处不透露着“性恶论”的人性思想观。
韩氏的人性论师承荀子的人性论“‘性恶论’是以荀子为代表的,韩非是在其师荀子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性恶论’的内容,深化了‘性恶论’的内涵[
通过细读《君主论》一书就能够得出马氏对人性所持的态度是“性恶论”。在本书中,马氏一直用很大篇幅与很多章来论述不同形式的君主国中的君主要如何保有一个国家,这当中他多次论述到了人性恶,一个君主既要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来管理臣下与臣民,同时自身也要拥有一些所谓“恶”的特质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他是这样来描述人性恶的“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韩氏与马氏的思想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其思想都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在“法、术、势”三个方面有众多相似之处,国家应该富国强兵,引证历史来解释当前的现象。虽然对于二者的比较已经有众多的学者研究过,本文主要就只从“术”治这一方面进行比较。本人认为,二者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除了二人所处的环境相似,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二人对人性的解读都是从同一个角度出发的,那就是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要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就必须掌握这一点,看清人性,掌握臣下。
读过《君主论》都能够清楚的知晓马氏的“术”是关于“君之术”,整本书基本上是在教君主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实权、有实力、能够统一国家的君主,因此可以这样说马氏的是“人君之术”。而韩非的“术”中包括了“人君之术”与“人臣之术”,在本文中比较的是“人君之术”,也就是君主如何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关于“术”在《韩非子∙定法》中韩非是这样来描述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曹德本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术与法的差别就在于,法是用来统治全体人民的工具,而术的对象则是群臣、百官,是君主驾驭群臣、考察群臣的手段,因而法律的特征是公开,而术则要藏于胸中,为君主所独有[
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是七国中较为弱势的,而地理位置又处于各国之间,每一个想要统一天下的强国都觊觎着它,时常处于乱战纷争中。“韩非的一生,正处于韩国外祸不断、国土日削的危难关头,韩王暗弱昏庸,内政混乱不堪。韩非对韩国的现状非常不满又十分忧虑,他清楚地看到,在物质利益面前,原有的伦理道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世人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常常不择手段,而且争抢斗夺愈演愈烈,从外部的攻城掠国,到朝廷内部的尔虞我诈,无不体现了人的自私自利。这些不能不对韩非的心灵有所震撼,也不能不影响他对人的思索。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他提出了人性自利的认识,劝戒统治者应将法、术、势相结合,以达到‘霸天下’的目的[
潘汉典在译《君主论》[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韩氏与马氏虽然生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是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极其相似的,这也是两人的政治思想有众多相同的历史原因。
两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是基于相同的生活背景与同样的人性观——“性恶论”——使二者的“术”治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相似性,可以说两个人在“阴谋论”中是不遑多让的。在一些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韩氏与马氏“术”的根基是一样的,都是基于权势,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的思想中都强调一个君主一定要有实权,而不是一个被架空的“空壳”,“没有权势就没有术治,离开权势,术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二者在强调术治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提醒君主必须要牢牢地握住权势[
很多研究韩非思想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认同,韩非的法、术、势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同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循环的。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
马氏“术”的前提或者说是根基是权势,这个在他的《君主论》的很多篇章中都毫无保留的表现了出来。他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君主要如何获得这个国家,得到后又要如何来统治它,这是一个权势得到的探讨,而在具体的措施中,其中的权术与“阴谋论”就是君主驾驭臣下或者是对待敌人的手段。“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根源于人的邪恶本性而导致的战争状态……统治者的一切活动都应以夺取、扩大、保有权力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虽说两者都是让君主如何用“术”来统治一个国家,但是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韩非的一些学者把他的“术”分为很多种,张觉在《韩非术治思想新探》[
马氏的“术”却更多的是关于君主与敌人之间的斗争,这就是马氏在《君主论》中最主要的核心思想——即君主如何获得国家,获得后又如何能够长久统治。他在开篇中就把君主国分为世袭的和新的,在本书中探讨的主要是新的君主国如何产生,而在建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后要如何来统治。新的君主国有这样两种:一个是全新的,一个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国。他认为要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雇佣军来获得国家与守卫自己的国家,雇佣军的背叛与不守信用是马氏对人性持恶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整本书从头至尾,马氏一直在强调君主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在不管是依靠自己的武力获得国家还是借助他人武力获得国家,不管统治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还是附属国,君主要能够达到治世目的就必须不择手段“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的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地不敢得罪自己[
马氏有一个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君主既要像狮子一样凶猛还要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他说:“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韩非强调的是君主如何对臣子玩弄权术,驾驭臣下,从而能够达到自己掌握所有的臣子对自己的忠诚与畏惧;而马氏强调的是君主如何对敌人使用权术,让自己的领土得以安全,国家得以统一。二者“术”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不能否认的是二者的“术”是根据人性恶得来的。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人们之间是没有信任可言的,也没有道义可讲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算计与互使阴谋诡计。
对韩氏与马氏的思想,在后人的评价中是褒贬不一,而对于二人的人性论与“术”的评价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批判,认为这是一种极致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与算计会把整个社会带到一种阴暗面。但本人认为,在通过上面大篇幅的比较二者的思想,我对其人性论与“术”持有的是一种比较认同的态度。首先,二人的论述基本上是针对君主这个比较特殊的角色而言的。试想要很好的统治一个国家,如果这个君主是一个软弱的、过于仁慈的、不懂权术之人,那这个国家也就离混乱不远了。“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如果只用运用一些阴谋、权术能够使这个国家得以安定发展,那为何又要因这会让一些人遭诟病而让一个国家进入到混乱与民不聊生的境地呢?其二,二人对于人性的“性恶论”的探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有些学者持“性善论”的假设,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只是后天的原因导致其恶,但是本人更偏向“性恶论”假设,因为在有“恶”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可以把各种恶进行探讨后制定出各种法来对其牵制与规束,不要在事发后才发现漏洞已存在许久。当然,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韩氏与马氏的“性恶论”是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的,难道一个人真的是恶到这种六亲不认,父子互利,阴暗吗?人与人之间就真没有信任与道义可言?其实在当今的中国法制不健全,法制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来说,韩氏与马氏的“性恶论”还是有其存在的意义。其三,在当今这个风云际会、变换莫测的国际形势当中,二人的“术”治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在与别国的交往与处理国际问题时要有一定的权术的,就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一个君主既要像狮子一样的凶猛但也要像狐狸一样的狡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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