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传统纸质文献运行的五大主体模式、数字文献运行的四大主体模式的基础上,指出两者本质区别:纸质图书馆运行仅是纸质文献运行的局部,而数字图书馆运行几乎涵盖数字文献运行的全过程;并论证了后者具有前者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即后者克服前者所固有的浪费属性,具有前者所难以置信的使用效率,具有国家纸质图书馆所缺失的国家属性和降低纸质出版商无法避免的出版风险。只有按发扬该优越性的方向去创新思维,才能科学思考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构建问题。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paper literature’s five main modes and digital literature’s four main mod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 operation of the paper library is just a part of the paper literature’s operation, but the operation of digital library almost contains the entire operation of digital literature. The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latter has the unique superiority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Digital library overcomes the intrinsic attributes of waste of paper library, has the unbelievable efficiency, possess the national attribute which national paper library does not have and reduces the publishing risk of paper publisher which is inevitable. Only by following the superiority promotion to innovate thoughts, are we able to scientifically consider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s construction.
“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图书馆的存在形式和工作模式——复合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以下简称“数馆”)以及我们的前辈闻所未闻的工作模式”[
要了解数馆的运行模式,必须首先了解纸馆的运行模式。后者由纸质文献(以下简称“纸献”)的运行特点所决定。纸献运行存在着作者、纸质出版商(以下简称“纸商”)、书店、纸馆和读者等五大运行主体。其中纸馆的运行仅属于纸献运行的局部。
1) 作者,是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其创造性思维以稿件形式交给出版商,属于纸献运行的起点。
2) 纸商,是纸献的生产主体。其运行模式是一进三出。所谓一进,乃指其收到作者的投稿。只有经纸商依法审稿、修改和出版后,该稿件才成为纸献。所谓三出,乃指其依法出版的纸献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委托书店销售或报摊零售,二是读者直接订阅,三是纸馆直接采购。后两者的优点:纸商可直面读者,了解需求;缺点是较零星、读者和纸馆的选择性差。直接订阅的读者一般是各地的常住户口,报摊零售的读者一般是流动人员;如以报纸为例,其零售价一般高于订阅价。由于不知市场需什么、需多少,纸商的出版经营风险巨大。
3) 书店,是纸献的市场主体。其运行模式是一进二出。所谓一进,乃指其收到受纸商委托销售的纸献,即纸献发生位移。由于不愿分担纸商的经营风险,书店一般属于代理性质。所谓二出,乃指其分别向读者、纸馆销售纸献。由于拥有纸献的实物,尤其是同一书名有不同作者和纸商的竞相出版,读者或纸馆在书店购买比直接订阅或采购的选择性强。因此,书店是纸商销售是主渠道。
4) 纸馆,是纸献的储存主体。其运行模式是三进一出。所谓一出,乃指读者借阅。所谓三进,即一是向书店采购;二是向纸商直接采购;三是读者归还。一般说,纸献储存的多寡,标志着该纸馆社会地位的高低。读者的借阅范围,随纸馆规模的不同而异。国家馆名义上是公共的[
5) 读者,是纸献的消费主体,也是纸献运行的目的。其运行模式是三进一出。所谓三进,即一是向书店采购;二是向纸商直接订阅;三是向纸馆借阅。所谓一出,即归还纸馆。读者借阅与归还,属于纸献使有权的转移而非所有权转移。
数馆的运行模式由数字文献(以下简称“数献”)运行特点所决定。与纸献不同,数献的运行只需作者、数字出版商(以下简称“数商”)、数馆和读者等四大主体。在数献时代,出版商尽管还须生产一定的纸献,如因保护健康等原因,在孕妇读物、少儿读物、学生教材等领域保留一些纸本书刊,但其在图书资源中的地位已与时俱降。书店作为纸献传统市场主体,仍会长期存在,即使是最乐观的“无纸论”者也难预测纸献何时消失[
1) 作者,是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其创造性思维以电子稿的形式交给数商,属于数献运行的起点。作者不能直接给数馆上传稿件。
2) 数商,是数献的生产(或确认)主体。它是传统纸商与现代数字技术商的结合。目前我国数商模式还未真正形成,它要成为不靠广告或其他商业因素辅助的成熟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数馆,是具有储存和市场的双重主体。其运行的经济学思考是:数商是数献的供应者,读者是数献的消费者,而数馆既是数献的储存主体,又是经销数献的市场主体。作为储存主体,其收到出版商上传的数献,并永久保存;作为市场主体,读者可从中点阅、复制、下载数献。后者并不否定数馆作为前者所应有的公益性,即其对所储存的数献进行分类、整理,从而形成文献目录、索引和文摘等传统职能。与纸馆三进一出的运行模式不同,其运行模式也是一进一出,几乎涵盖数献运行的全过程。所谓一进,乃指其储存主体的功能。所谓一出,乃指其市场主体的功能。在纸馆中,读者借阅纸献,其使用权属个人独有。在数馆中,读者点阅、复制或下载数献,其使有权与他人共享而无所有权;只有已复制、下载的数献,读者才对其拥有所有权。
4) 读者,是数献的消费主体,也是数献运行的目的。与纸献读者三进一出的运行模式不同,其运行模式是,读者可同时、远程在国家馆共享数献,不受歧视。
数馆运行模式,具有纸馆运行模式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1) 前者克服了后者固有的浪费属性。即基层纸馆由于经费约束,难有如国家馆那么多的藏书,但其藏书与国家馆、别的基层馆有程度不同的重复;对某一热门书,各馆还可能对其争相大量采购。这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前者相比,其浪费实在惊人。即数献所具有的广泛共享性,彻底改变后者重复藏书的必要性,从而克服了后者所固有的浪费属性。
2) 前者具有后者所难以置信的使用效率。即部门所有制的基层馆的纸质资源虽较多,但因其内涵的封闭性而难以对外开放。地县级的小纸馆可能无法满足读者需求而欲求助于省市级的中、大纸馆,因此基层馆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当所有基层馆无法满足需求时,读者才会最终求助于国家馆。但绝大多数读者因地域的局限性,无法享受国家纸馆的服务。而相比之下,国家数馆则一视同仁地直面全国读者,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从而可具有后者所难以置信的使用效率。
3) 前者具有后者缺失的国家属性。这是前者提升使用效率的必然佳果。即国家纸馆名义上具有公共性,但一方面绝大多数读者因诸原因难以得到其服务;另一方面基层部门纸馆所具有的独立性,也难以对外开放。因此,国家纸馆的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受到极大限制。而数献所具有的广泛共享性,决定现有形式的基层纸馆都无单独存在的必要。即全国只需一个图书馆—国家数馆[
4) 前者避免了纸商无法避免的出版风险。即纸商生产纸献承担了极大的经营风险。尤其是学术领域,因发行量较小,纸商为减少自身的经营风险,会将部分经营风险转嫁给作者;而作者也会出于职称晋升、毕业论文等需要,愿向纸商交纳一定版面费以求文章发表。这是我国当前存在于作者与纸商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由于无需生产纸献,数商可基本避免纸商的这种经营风险。
在当前纸馆与数馆的并存期,因缺乏对数馆的真正了解,人们的思维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传统的纸馆思维模式,即人们习惯用纸馆思维模式去思考数馆的构建问题。因此,认识该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目的在于,按发扬该优越性的方向去创新思维,以科学思考国家数馆及其体系的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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