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哲学家对“环境”的不同界定，既体现了思想传统的差异，也标志着哲学立场的根本分野。在爱尔维修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将环境界定为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风俗与教育体系，是一种外在于人、作用于人、并决定人的精神与性格的外部条件，其理解停留在上层建筑与观念层面，未能深入到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根基。而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环境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教育或单纯的自然环境，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并不断被人改变的社会环境，其核心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总和，同时包含人化自然、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在内的、具有历史性与实践性的总体环境。正是这种对“环境”内涵的重新界定以及人本质的科学把握，使马克思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把人与环境的关系从单向决定转变为实践基础上的双向生成与辩证互动，从而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理论支点。

为阐发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爱尔维修、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等旧唯物主义者在人和环境、教育关系问题上犯的“环境决定论”错误，认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 p. 500)。学界以此为依据，站在马克思阐发唯物史观的立场，对爱尔维修环境决定论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其过度强调“决定论”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其实，尽管马克思和爱尔维修的观点有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但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现爱尔维修的思想有其合理的地方，他们二者的思想有共通之处。深入认识爱尔维修的思想，正确把握二者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能对我们当下的环境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

虽然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唯心史观时将爱尔维修的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典型进行解剖，但马克思从未否认爱尔维修环境决定论的合理之处，认为“爱尔维修试图运用他感觉论中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和精神现象是难能可贵的”([2], pp. 29-38)。他在《圣神家族》中指出“爱尔维修同样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获得了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立即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1], p. 333)。马克思对爱尔维修的思想并非只有批判，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也有继承，其思想与爱尔维修思想有共通点。

首先，二者都反对先天的人性论，从物质利益出发考察人性。以往持先天人性论观点的哲学家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将人的理性、道德、善恶与能力归结为先天禀赋，忽视社会环境和后天实践对人的塑造作用。爱尔维修将人的思想、情感与行为同现实的物质生活与利益需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指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3], p. 458)马克思也曾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4], p. 66)，这一论断表明了他从现实物质利益关系出发理解人的基本立场。爱尔维修的物质利益思想为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也对马克思正确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阿尔都塞曾评价：“他试图系统地阐述一种关于利益的哲学，不仅从利益出发去认识人类行为的统一性，还从利益出发去认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5], p. 46)马克思继承了爱尔维修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肯定物质生活条件与现实的利益关系是塑造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的重要基础，从而摒弃抽象人性论的错误思想，为科学把握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唯物主义前提。

其次，二者都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将人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爱尔维修认为，人的智力、性格和道德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指出“骄傲、贪婪、野心这样的激情以及对声名和荣誉的欲望产生的前提是：人们已经制定了彼此间的规约和法律，已经结合在社会之中了”([6], pp. 165-166)。爱尔维修从社会环境出发考察人，认为人的激情、德性源于社会规约与法律，对人的社会性本质有所触及，为马克思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马克思坚持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理解人，强调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 p. 135)，以实践为桥梁科学地把握了人与环境的关系。爱尔维修虽然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但他忽视了人的实践本质，因而将环境理解为僵化、静止的法律和社会规约，未看到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其理论最终陷入“环境决定人”和“意见支配世界”的悖论中。而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科学解释了人与环境的关系，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 p. 545)，从而科学把握了人与环境的关系。虽然，爱尔维修与马克思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有本质上的不同，但爱尔维修对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揭示，为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理解人的本质、把握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最后，二者都认为人可以改造环境，注重教育的作用。虽然爱尔维修认为环境决定人，但他从未否认过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他运用“决定”一词只是突出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认为通过教育和立法可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培养有道德的公民，指出“一个民族的罪恶和德行永远都是它的立法之必然的结果”([8], p. 105)。只不过爱尔维修将环境改造的任务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将教育和立法的主导权归于精英阶层，最终陷入了“意见支配世界”的陷阱，未能找到改变环境的真正力量。马克思虽然主张通过革命这一根本手段改造环境，但他也高度重视教育对环境改造以及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教育不仅是塑造人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社会变革、推动人的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认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视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4], p. 66)，将教育视为工人掌握科学理论指导环境改造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在肯定人改造环境的能动作用、重视环境改造与教育的关联上，马克思与爱尔维修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但在环境改造的主体、路径与根本手段上，马克思又实现了对爱尔维修根本性的超越，从而科学阐明了人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虽然马克思与爱尔维修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但马克思立足于人类实践，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阐发其唯物史观。他继承了爱尔维修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克服了爱尔维修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人与环境关系理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首先，马克思指的环境与爱尔维修不同，他揭示了环境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对环境作出了科学的界定。爱尔维修的“环境”主要局限于法律、制度、意见、教育等社会规范与精神文化领域，这种理解虽然触及了人的社会性，但缺乏对物质生产的把握。马克思曾批评过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周围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 p. 155)，同样的爱尔维修也未能将社会环境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相关联。与之不同，马克思把“环境”理解为由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历史生成、发展并不断被改造的现实世界，明确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 p. 152)这里的“生活”，就是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现实社会环境。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环境概念超越了爱尔维修的政治法律环境的框架，深入到社会历史结构的深层。正是基于这一差异，马克思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解有了革命性意义。

其次，马克思看待人与环境关系的思维方式与爱尔维修的不同，马克思引入了实践的概念，看到了人与环境是互动发展的，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科学把握了人与环境的关系。爱尔维修虽然承认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也主张通过教育与立法改造环境，但他却始终停留于直观唯物主义层面，将人与环境理解为单向、线性的决定关系，要么坚持环境决定人，要么将环境改造寄托于天才人物的理性设计，最终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与之根本不同，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科学阐明了人与环境之间辩证统一、双向互动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看来，环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与现实条件；人也不是被动接受环境塑造的消极客体，而是在改造环境的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改变的能动主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 p. 134)正是以实践为桥梁，马克思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机械性，破解了长期困扰旧唯物主义的理论悖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为理解与处理人与环境关系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

最后，马克思看待人与环境关系的视角与爱尔维修不同，他从人类的角度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真正把握了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爱尔维修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对人具有决定性作用，并把改造环境的希望寄托于精英阶层。从爱尔维修的视角看，单个人的力量确实是渺小的，单凭一己之力难以对社会环境加以改造，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之处。然而，他止步于个体，忽视了由无数个共同体构成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合力，只强调环境对个体的决定性作用，未看到群体对环境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从人类的角度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1], p. 500)，人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改造。此外，针对爱尔维修将环境的改变寄希望于天才人物的思想，马克思也指出“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1], p. 500)。马克思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环境的改变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改造环境的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里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而非抽象孤立的个体，他是从人类的视角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了个体与群体、决策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了爱尔维修思想的局限性，从而真正把握改造环境的主体力量。

由于马克思与爱尔维修是在不同的时代阐发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立场与看待问题的视角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思想具有不同之处。马克思在继承爱尔维修思想合理成分的同时，克服了爱尔维修环境决定论的局限性，他的人与环境关系思想“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9], p. 84)，这一科学理论对当下的环境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一方面，要重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也要发挥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如今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体现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环境要素更加丰富，新的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更为复杂。近些年兴起的“内卷”一词反映了现代社会竞争环境对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教育领域尤其凸显。例如，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部分学生产生厌学情绪，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层出不穷，这同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初衷是相悖的，这也体现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人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的改造，相反人可以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对环境进行改造。如今，全国各地陆续推行高中生周末双休制度，通过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来改变内卷的教育环境，这正是马克思人与环境关系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彰显。此外，在变化发展的环境中，现代社会的媒介环境、网络虚拟环境这些典型的新环境同样对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网络环境已然成为我们生存发展的重要场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网络环境还是教育环境，都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环境有着巨大差距，因此不能简单照搬经典语境下的“环境”范畴来解释当代现实，而是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时代特点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实现理论的时代化发展与创新性运用。

另一方面，在环境改造的过程中，重视群众的作用，要正确看待个体和群体的作用。爱尔维修的错误在于他过分夸大天才人物的作用，只看到群众作为个体在改造环境上发挥的作用是极其微小的，忽视了群众作为整体的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在承认杰出人物对历史推动作用的同时，看到了人民群众才是改造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力量。如今推行高中生周末双休制度，试图通过教育环境的改变为学生减负，致力于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若家校不配合周末双休制度的推行，那么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地下教培产业”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也是“双减”政策出台后教育内卷环境仍未得到改变的原因之一。这也启示政策制定者要重视群众的作用，深入群众开展宣传教育，调动社会成员改造环境的积极性。只有全社会成员共同行动，教育环境的改变才能实现。

综上所述，对爱尔维修的环境决定论不能过度地强调其“决定论”，需要明白爱尔维修与马克思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他们基于不同的时代语境和立场阐发自己的思想。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爱尔维修思想的合理之处，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对其思想的超越之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当下社会现实问题并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实践。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文化实践研究YCSW2025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