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观点，是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观相统一的科学自然观。其一，唯物自然观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与客观性，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物质条件。其二，实践自然观突出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共生。其三，辩证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同演进，违背自然规律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其四，生态批判向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批判资本逻辑对自然的无度掠夺，为人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提出的重要理念，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得到明确，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从而突出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定位与意义。从基本内涵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技术突破为根本动力，以数字经济、智能高效为显著标识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使得传统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实现了向技术创新、要素升级与产业变革的转变。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生产力形态，它本身在技术属性上是中性的，其核心在于通过前沿技术的创新，并应用在产业生产中，从而推动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为技术驱动型生产力形态，其最终的发展方向与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技术路径、制度环境以及社会目标的影响。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依托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等，从而具备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技术潜力，这些技术特征为新质生产力朝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与技术前提。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生产力模式长期面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困境，已经极大限度地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这也违背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追求。同时，新时代所追求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不仅追求经济效率，更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因此，将新质生产力引向绿色发展轨道，既符合技术演进的内在规律，也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而实现新质生产力向绿色可持续方向的实质性转向，也需要通过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搭建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和建立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机制来实现。

2024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强调，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2]。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可持续发展强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相统一，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反对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增长。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角看，可持续发展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良性循环，推动人类社会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指向。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前提。从马克思“人化自然”的本体论出发，生态文明应当被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3]。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先在性、人是自然一部分的基本观点，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从根本上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这一世界观要求人类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将经济社会活动限定在自然可承载、可循环、可修复的范围内。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引下，新质生产力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自觉遵循自然规律，把生态保护作为发展的前提与底线，实现了生产力发展与自然规律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价值遵循。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逻辑下对自然的无底线索取与功利性破坏，批判了对自然的工具化、异化占有。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一切实践活动都应该始终坚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任何实践行为都不应该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是应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确立的价值遵循为新质生产力厘清了追求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边界与伦理底线，让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彻底与资本的逐利本质划清界限。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价值引领下，新质生产力对可持续发展的赋能，不再是通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而是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方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人类必须在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一实践方法论要求生产力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损耗、推动生产方式生态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正是在这一方法论指引下，以绿色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为支撑，推动生产方式从粗放消耗型向集约高效型转变，从被动治理向主动预防转变，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可落地、可持续的实践路径。

从生产力质态革新来看，新质生产力彻底打破了传统生产力“高耗能、低效率、高污染”的粗放型质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与传统生产力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投入不同，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为支撑，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绿色发展目标，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物质变换良性循环”原理的当代实践，破解了传统发展模式下资源环境约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生产力基础。从生产方式生态转型来看，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突破推动生产方式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转变，实现生产过程的生态化重构。

通过对传统生产要素在结构上的优化来看，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逐步转化成更加符合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包括科技、数据、生态等，这些传统生产要素向新型生产要素的转型，使得绿色低碳的要素体系的构建逐步完善。在这些新型生产要素中，科技要素因其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在生态治理中突破生态治理、低碳发展的技术瓶颈，从而科技因素成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数据要素具有非消耗性、可重复利用的特征，能够有效替代传统资源要素，降低资源依赖；生态要素被纳入生产力体系，凸显了生态环境的价值，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环境改善的有机统一，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也兼顾后代人的发展权益，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契合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产业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重要载体，其发展模式直接影响社会可持续性。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引入高素质人才、推动技术革新等手段，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绿色科技水平[5]，同时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构建“绿色低碳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许多传统的产业如钢铁、水泥等通过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实现了超低排放与节能降耗；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农业领域通过数字农业、生态农业等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产业结构的绿色化，不仅减少了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创造了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发展、就业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新质生产力通过多维度、全方位的赋能，推动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绿色可持续型转变，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产力理论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变换良性循环，要求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守生态底线。但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区与主体仍受传统发展思维束缚，环保意识较弱，将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总量置于生态保护之上，存在“重发展、轻保护”“重眼前、轻长远”的价值偏向。一些地方在项目布局、产业发展、考核评价中，仍以GDP增长为核心导向，对生态环境成本、资源消耗代价重视不足，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尚未完全转化为具体决策与行动自觉。根据“十五五”规划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在“十四五”时期，部分资源型省份和第二产业占比偏高的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面临较为突出的权衡压力。特别是在“双碳”目标约束下，部分地区对传统产业的依赖与绿色转型要求之间存在阶段性张力。这种发展理念上的偏差，导致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绿色低碳导向难以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与短期增长诉求时常产生冲突，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障碍。

其一，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等新兴技术的支撑，但目前我国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例如，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等依赖进口，制约了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使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技术封锁与供应链安全风险，也制约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二，新兴技术可能引发新的生态风险。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提醒我们，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新兴技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新的生态风险。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能源消耗增加；生物制造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生物安全与生态环境问题。这些新兴技术的生态风险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等特征，若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可能对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绿色产业体系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助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绿色发展[6]。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高耗能、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产业结构，钢铁、石化、建材、电力等传统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据重要比重，而仅这些产业的能耗就达到了制造业总能耗的80%以上[7]，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重塑的任务迫在眉睫。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2022年广西高耗能制造业碳排放总量达到了4500万吨，占全区碳排放总量的60% [8]。这类产业普遍存在工艺流程落后、能耗强度偏高、碳排放量大、污染治理成本高等问题，向绿色低碳、智能高效转型面临设备改造投入大、技术替代周期长、市场适应风险高等现实压力。同时，新兴绿色产业规模总体偏小、产业链配套不够完善、市场竞争力有待增强，尚未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产业结构的刚性特征与转型阵痛并存，使得新质生产力替代传统粗放型生产力、推动发展模式向可持续转型的进程受到制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仍需进一步增强。

制度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不相适配，政策扶持逐渐减弱，成为新质生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但目前我国部分制度仍停留在传统生产力发展阶段，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不相适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成果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尚未健全，数据产权界定、交易规则、安全保障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制约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绿色金融制度的覆盖面与支持力度不足，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中绿色产业的融资需求。同时，政策协同性的欠缺，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也影响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推动作用。

当前，社会认知存在偏差，绿色发展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尽管可持续发展理念已得到广泛传播，但部分社会主体仍存在认知偏差。部分企业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理解为“技术升级”，忽视了绿色低碳的核心特征，导致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脱节；而社会群体对新质生产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认识不足，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的意识不强，缺乏参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性。社会认知的偏差，导致新质生产力发展缺乏正确的理念引导，也制约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时，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但目前我国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的缺失，导致新质生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合力尚未形成，影响了发展效果。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就必须有正确的理念来进行指导。首先，要深入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至上”的错误观念进行矫正与摒弃，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其次，深入学习并践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内涵，为实践路径的构建提供根本遵循。同时，要加强理论宣传与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深入人心，推动绿色发展思想成为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公民的思想共识，在正确的发展观、生态观理念指导下，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绿色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核心动能，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注重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提升[9]。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也是赋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绿色低碳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这需要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共同开展协同创新，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相关的绿色高新技术加大研发力度与技术支撑，推动绿色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时，要加强国际科技的交流合作，对于国际先进绿色技术要积极学习与引进，补齐我国绿色技术的不足，并结合我国本土技术进行本土化创新，打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科技创新成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与新兴产业绿色协同推进。对于传统的高碳排放产业，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积极推进高碳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10]。如钢铁、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通过有效手段实现清洁生产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的有效推广，这样才能有效控制高碳排放产业逐步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有效降低产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此外，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形态逐步产生，一些新型能源产业和绿色经济产业呈现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也成了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绿色增长极，这也对完善的产业政策和精确合理的产业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根据产业升级的需求，积极构建“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产业生态链条，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

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依托健全的制度体系，尤其是政策、法治、市场三位一体的制度保障体系，这样才能为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促进生产的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政策层面，需要构建精准实用的绿色发展制度框架，对绿色技术研发、绿色产业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给予更有力的政策倾斜，鼓励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投身绿色转型实践。在法治层面，应织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网络，锻造高效协同的执法链条，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法治的硬约束为绿色发展筑牢底线。在市场层面，一方面要打通碳市场建设的堵点，形成科学合理的碳价格信号，激活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之手倒逼企业减排降碳；另一方面要孵化壮大绿色市场主体，激励企业将绿色理念贯穿生产全流程，建立绿色产品从认证到推广的全链条机制，同时以消费端倒逼供给端，培育公众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11]新质生产力赋能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每个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一个政府掌舵、企业扬帆、社会组织架桥、公民划桨的协同治理格局。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既要用好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把绿色发展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也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让生态福祉真正触达百姓。企业则站在这场变革的前沿，必须履行主体责任，它既是资源消耗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因此，践行绿色生产不再仅仅是合规要求，而是日益成为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加大对低碳技术、循环工艺的投入，主动淘汰高能耗产能，把生态责任写入企业战略，这些行动让产业转型不再是口号，而是具体可见的市场行为。社会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绿色理念宣传、技术推广和公益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公民要树立绿色生活方式，践行低碳出行、节约资源、垃圾分类等绿色行为，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形成“人人关心绿色发展、人人参与绿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多元主体各就其位、各尽其能，新质生产力才能与可持续发展同频共振，最终抵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彼岸，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