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中国》作为加州学派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代表著作,为后进国家现代化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几乎全新的思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该书的研读,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化。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California School,and it is also a magnum opus which is against Eurocentrism. This book provides a totally new idea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wards modernization,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both on learning and reality. This paper strengthens this argument by studying on this book.
何渊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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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年9月25日;录用日期:2015年10月13日;发布日期:2015年10月16日
《转变的中国》作为加州学派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代表著作,为后进国家现代化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几乎全新的思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该书的研读,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化。
关键词 :加州学派,欧洲中心论,转变的中国
本书的作者王国斌(R. Bin Wong)是美籍华裔学者,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进入哈佛大学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和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先生,现任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他多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史(主要是晚清社会经济史)和中西历史比较,是当今美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年学者。
中国与欧洲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十分激烈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西方的参照物:一方面认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只有经历了与西方大致相同的历史过程,才能够真正地完成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因此,传统的观点认为欧洲近代转型的过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和示范,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
但是,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欧美的汉学界和中国史学界开始质疑传统“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并对中国的近代转型问题进行重新评价:西欧的发展模式是不是通向近代的唯一途径?近代转型前的中国是否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发展动力?如果抛开了欧洲经验的束缚,中国的历史会呈现出怎样的独特面貌?
加州学派就是以是以研究中国经济史为主,并且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新兴学派。加州学派脱胎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传统阵地,重视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和框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加州学派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并且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王国斌(R. Bin Wong)、李伯重等,这些学者大多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各大学任教或访学,相互之间长期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故名为“加州学派” [
本书的整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经济变化,作者主要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和早期欧洲的经济变化、发展动力和发展动力进行比较,来展现中国和欧洲在经济上的独特性;中篇是国家形成,作者主要是对于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形成路径和形成后的制度机构和意识形态进行比较,来说明中西方社会的差异;下篇是社会抗争,通过对于中国和欧洲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和革命的对比,来研究中西方在过于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不同。
经济方面,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与近代欧洲早期大致相同: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和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组成的周期循环,在类似斯密动力的推动下,这种循环逐渐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 [
原始工业的动力,与造成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一系列条件,具有很大差别。在欧洲,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原始工业化是同步发生的,但在中国,农村工业延续了很长时间。因此,当我们发现了与原始工业化相类似的情况时,不应当希望在中国会有欧洲式的工业化的出现。
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不同:首先,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国与欧洲的政治组织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欧洲,政治组织方式杂乱无章,同时存在众多小型政治单位,但中国是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中国和欧洲的小国都通过领土扩张进行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结局: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形成了一种多国体系。
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作者分别通过对两者面临的挑战、拥有的能力、所履行的义务、国家形成后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强制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比较,来说明两者所处环境和面临的情况的重大不同,进而论证两者之后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相同的工业化的路径。具体来讲,例如,当时欧洲国家面临的挑战来自国内威胁和对外关系,国内的威胁有两点:1) 贵族取代王室的挑战以及贵族对王室权力加以严厉的限制;2) 平民动员起来反对政府;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则完全不同,国内是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的挑战,外部则是要面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欧洲通过加强武力和使军队进一步官僚制度化进行发展,而中国在政治上保持对一个农业帝国的统治,在经济上从国家获得必要的资源。在意识形态方面,欧洲的教育、学术与教会之间关系密切,独立思考的人们仍能拜托教会认可的世界观并对其进行挑战,并且把能触及农民心灵的事物交给教会;中国则努力建立一套相关的策略,以限定知识分子的教育以及国家偏好的普通民众的信仰。在中国,政府更加关心农民的福利,通过登记人口并鼓励人民告发邻人,形成亲属关系网动员精英参与运用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手段与物质福利手段维持社会,而欧洲更加重视个人,重视公民权扩大和大规模官僚机构建立时权威机构的变革,不奢望让精英发挥与国家日常工作程序相符的作用,因为贵族精英拥有争夺权力与权威的基础,欧洲也从未将农民作为物质利益控制的对象。在财政获取方面,欧洲通过战争和征税扩大财政收入,而中国更多的是节流而非开源,考虑财政改革时,通常竭力去解决赋税负担的轻重及征税的公平性问题,而非用新方法增加额外收入。
不同的政治逻辑,推动着中国和欧洲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成过程。
关于制度机构,在动员资本与管理工业两方面,欧洲国家在所起的作用极小,而在中国,国家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
关于食物骚乱,首先作者就指出,“如果认为歉收与因食物供给紧张而展开的斗争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这是错误的”( [
在欧洲,由于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大,当国家建立起征税的能力时,抗税运动逐渐减少,集体抗税从20世纪之后完全消失,但在中国,由于晚清政府的衰弱,抗税运动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场景:抗税运动从一种孤立的、小规模的冲突,转变为一种很容易与其他小规模冲突或者大规模冲突联系起来的现象。
1911年清朝灭亡,在之后的将近40年中,中国形成了一段相当长的多重政权时期,政治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而虽然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好几种政府形式:君主专制、共和国、帝制,但两国的不同在于中国缺乏国家的统一性。毛泽东等人都强调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当时的环境也使他们有机会能争取农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中法都出现了帝制复辟,但两国的社会条件差别很大,中国人并没有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也没有强烈要求社会正义。中国也一直没有出现议会制。中国也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中导向“公民”概念的、对法律地位重新界定的动力。
法国革命的成功和与精英分子的合作是分不开的,农民起到的是消极的作用。但在中国,农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1870年以前法国的政治问题,集中在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机构的组织、权力及责任的范围,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力量去建立遍及全国的统治权,而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而中国的问题是关于不同层次政府的规模与相互关系,利益集团想要的,是避免政府干预,而不是努力在政府中“发出声音”。
西方国家的全球性的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 [
然而本书的作者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充分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将前瞻法和追溯法相互运用,分别从经济发展、政治道路和社会维护三个大的角度对于中国与西欧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指出中国与欧洲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维护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
何 渊. 发展无对立,各自有特点—读《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Each Modernization Has Its Own Unique Way—Study o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J]. 历史学研究, 2015, 03(04): 47-51. http://dx.doi.org/10.12677/OJHS.2015.3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