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自上个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以后,就迅速被中国新闻界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和理想追求,但是必须厘清的是,这“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编和调适的过程。尤其是在媒体市场化的过程中,以及在与政治权力竞争和合作的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学界的研究也在有意无意地接纳这一定位,并作为理论立场出发点。最近三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延续,并在2017年年底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in the 1990s, it has been rapidly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press as its own theoretical resource and ideal pursuit. However, it must be clarified that this “acceptance” process is also a process of 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media marketiz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power’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has become a unique Chinese discourse. And academic research is also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ccepting this position as the theoretical standpoint starting point. In recent three years,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continued and reached a small peak by the end of 2017.
周璇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18年5月17日;录用日期:2018年5月30日;发布日期:2018年6月6日
新闻专业主义自上个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以后,就迅速被中国新闻界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和理想追求,但是必须厘清的是,这“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编和调适的过程。尤其是在媒体市场化的过程中,以及在与政治权力竞争和合作的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学界的研究也在有意无意地接纳这一定位,并作为理论立场出发点。最近三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延续,并在2017年年底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关键词 :中国话语,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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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兴盛成为一个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又尤以潘忠党和陆晔合作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一文影响最为深远。而进入21世纪以后,互联网勃兴,自媒体时代到来,以“公民新闻”为核心引发的新闻生产生态突变,又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
本综述从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用篇名和关键词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检索,时间为2015年~2017年,检索范围为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从中挑出20篇知名学者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学术论文,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现状。
本文之所以选择2015~2017年间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作为切入口,理由有二:第一,此前已有学者做过对2005~2015年相关研究的综述 [
争论无疑有助于推进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同时也得注意到争论意味着在该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其中的某些分歧还表征着研究者的政治立场。而其中最为显豁的缘由则是:“新闻专业主义”正日益演变为一种“中国话语”。
之所以说“中国话语”,是指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时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取向:一是从理念到实践的二元话语;一是从左右纷争引发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批判。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当代命运》 [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钟大年在他的《颠覆还是重构: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中国话语,不等于它就完全与西方语境割裂了。相反,西方传播学者在探讨新闻专业主义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看作一个参照物,在2015到2017这三年间也不例外。Oppegaard在Jou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上发表《新闻业的边界:专业主义、实践与参与》 [
在新技术主导的以社交平台和公共参与为重要特征的新传播形态下,呈现的是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等每一个个体,在新闻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网络节点上不断的相互介入,相互挤占,相互渗透。当职业记者和公众都在以新闻的形式传递信息时,他们也在一同界定什么是新闻,一同实现对新闻的理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等在《“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
文章指出,如果我们将新闻专业主义不仅视为有关媒介公共性好记者职业角色的期许,也将其视为以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组成部门,那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话语实践,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话语资源,并且具有新的普遍关照的理论意义。在陆晔教授看来,新媒体时代记者专业主义和公民专业主义是相互存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新闻业的进步和发展。
南京大学胡翼青在《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王维佳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提出,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独立和专业的口号越响亮,新闻记者在整体上把握社会问题的能力反而却越降低。不仅如此,在市场逻辑下,排除政治和社会责任意识,新闻业的低俗、造谣、煽情等负面现象大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新闻产业化过程及其相伴的新闻思想所带来的负面结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实践当中。如何真正回归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来解读和研究新闻业的实际问题才是新闻学界和业界努力的真正方向,而不是一味强调功利主义本质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反思新闻专业主义》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飞教授同年还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的文章 [
芮必锋指出,新闻专业主义表达的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媒体及其从业者的“专业权力”,它有助于纠正媒体“过分倚赖于行政权力”而出现的种种弊端。同理,郭镇之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理想的目标和实践中的表率,它可以促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政府、媒介关系的健康发展” [
但这并非是忽略体制对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结构性制约。一方面,体制设定了专业主义新闻业可能生长的局促空间,如卢跃刚指出的,新闻媒体有“两面性”:“1) 既是社会公器,又是商业机器;2) 既是利益集团的监督者,又是独立的利益集团;3) 既被打压,又享有特权”。另一方面,体制又赋予新闻媒体权力的诱惑,引发胡舒立所抨击的“新闻寻租”。她指出:“中国的多数媒体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其实具备‘准公权力’性质,倘缺乏自律与他律,则极易发生在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套利’行为”,因此,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承诺是中国新闻人的“立身之本” [
如此种种,均可以看出,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在实践上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并由此可能过渡到新闻专业主义2.0阶段;而且也面临着由于政治立场、媒体归属、理论导向等差异而产生的冲突与重构。这也正应了当年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所言,自大众传播勃兴后的任何一个时代,新闻专业主义都会作为一种话语,成为学界与业界不断对话的空间 [
周 璇. 作为中国话语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2015~2017) News Profession as Chinese Discourse: A Survey of News Professionalism (2015-2017)[J]. 新闻传播科学, 2018, 06(02): 9-13. https://doi.org/10.12677/JC.2018.6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