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和“行为目标最大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假设,始于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括和提炼,究其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和理论范式的塑造,着重体现在以“假设–演绎”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简要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本文指出: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并固化了由边际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的“理性”假设和“最大化”目标,二者共同体现了一种机械式的均衡思想,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有力地反驳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理论的根本假设,其承认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同时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第二,借由“Allais Paradox”指出“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此,“社会人”的行为目标不仅仅以经济利益为最终归宿,而是会体现出兼具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双重属性。 As the two major assumptions of Western economics,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maximization of behavioral goals” began with the general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Smith’s “invisible hand”. The shaping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haracterized by “hypothesization-deduction”. By briefly comb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Western econom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Firstly,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nherits and solidifies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ity” and the goal of “maximization” further developed by marginalists, which together represent a kind of mechanical equilibrium thought. The hypothesi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strongly refuted the fundamental hypothesis of western mainstream theory represented by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hich recognizes that a true “social man” has both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Secondly, according to “Allais Paradox”,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goal of “maximiz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optimal”. Therefore, the behavioral goal of “social man” is not only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s, but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benefits.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视角
朱宝清,王传会,孔硕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18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18年12月20日
“理性经济人”和“行为目标最大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假设,始于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括和提炼,究其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和理论范式的塑造,着重体现在以“假设–演绎”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简要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本文指出: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并固化了由边际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的“理性”假设和“最大化”目标,二者共同体现了一种机械式的均衡思想,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有力地反驳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理论的根本假设,其承认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同时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第二,借由“Allais Paradox”指出“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此,“社会人”的行为目标不仅仅以经济利益为最终归宿,而是会体现出兼具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社会人”,行为目标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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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叶,为摆脱封建主义,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现,经济学家开始探讨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一过程始于英国的威廉·配第,直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范畴和学科的正式确立。这期间,由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将经济学庸俗化发展至顶峰,其标志就是《国富论》的诞生。《国富论》虽处于庸俗经济学的发展时代,但其对后继经济学的影响却是极为久远,它的确是可以比肩《资本论》的经济学巨著。若抛开作者各自的阶级立场,可以说,它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自由宣言”,反映了各自所代表阶级的呼声。
斯密的《国富论》被经济学界冠以盛誉,更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起源。存在一种误解,即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笼统地认为是一门研究市场的学问。事实上斯密给后世所带来的遗产并不是被肆意夸大的“看不见的手” [
对“价值”这一概念的讨论,自英国的配第、斯密到李嘉图、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这一段时间的学者们对价值、价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概念的分析十分混乱,均未走出“斯密教条” [
但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对于斯密所提的“钻石与水”的价值问题 [
20世纪30年代,马歇尔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学派的理论进行整合,将经济学的研究划分为宏观和微观视野,形成了分析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此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古典主义时期,后又经过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等,经济学的分支逐渐增多,这些学派和学者们所做的贡献,通属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对西方经济学界以及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不可小觑。事实上,奥地利学派(边际主义心理派)由于其研究导向的方法论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侧重于以“理性假设”和“最大化目标”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在Holcombe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丝毫没有提到维塞尔等背离以演绎为主的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论深受边际学派的影响,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假设方面,其也做了相应的发展。
现行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备受推崇的。微观经济学开篇提到“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可谓是和奥派的“理性”一脉相承,二者均强调作为经济社会中的活动主体——人的行为前提必然具备完全理性。区别在于,奥派对于理性(以米塞斯为例)的阐述是,人的行为总是先验地符合一定的公理,至于这一行为导致的结果以及结果的大小均不予考虑,而理性不是人在行动时所秉持的前提,而是在行动开始到行动结束这一过程中(即行为本身)人们自由选择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能力或手段。而我们又看到微观经济学中给定了另一个其自认为和“理性人”假设等价的概念——“经济人” [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分析经济问题的行为载体——消费者、代表性厂商等,包括凯恩斯在其宏观经济视域内大力推崇的调控经济的行为载体——政府,均是以个体为单位出发,最后落脚在经济运行上。而当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意欲寻找其微观基础,这并不是说明宏观经济学受到重视,方法论个人主义根基受到动摇,恰恰相反,它更加固化了这一基础 [
宏观之所以需要微观基础,这凸显出其所秉持的方法论以及所宣扬的意识形态 [
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硬核” [
而行为经济学中的“行为”,其前提不仅坚持人的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的假设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事实上,在当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假设均为有限理性。这一提法更为正确,因为“有限”二字,不仅承认人的理性,而且允许人的非理性。如果只是“非理性”的假设,那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其所表述的行为是有结果的,但是对于这一行为结果的评价是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那样唯利至上,这一结果的评价会将人们的非经济效益(如个人心理体验、社会效益考量等)考虑在内。
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也只有短短的几段话,却被后来的鼓吹资本主义、鼓吹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大力渲染。塞勒将这一“看不见的手”发展为“看不见的挥舞的手”(“Invisible Handwave”) [
还原论有多种解读方法,而威尔金森所指出的适应于行为经济学的“版本”称为“解释性的和层级的”还原论 [
理性是作为人们行动的前提,还是手段,甚至是目标,这是经济学各流派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理性是在“论造成分工的原由”一章中,其认为理性是指人性中存在一种无法深入解释的先验原则指导人们做出交换行为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没有很强的功利性的 [
据此,行为经济学对这一“前提”所做的更正就是将理性拓展为有限理性。现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如融合进金融、法律、公共政策等领域,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基于并冠以“行为”的学科。但是,回归到这一类研究的前提,面对理性还是非理性,我们仍不能区分。但是,有一点可以借鉴并肯定,就是卡尼曼所说的“均值回归”效应 [
出于一个理性的行为目标,对这一目标的评价,可以通俗地划分为利己和利他两种不同的倾向。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中,会不经意地将理性和自私划等号,这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人总是以自身利益作为行动的基点和归宿,这就引出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标签——完全自利。同样地,行为经济学对此也做出了回应,即人是有限自利的。有限自利,这说明人们的行动结果不一定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捐款。人们在捐款的时候,明明损失了实际的经济利益(金钱),但是人们却觉得很满足,这就是一种特殊的、主流经济学所有模型中都无法刻画的变量,即心理效益。当然,对捐款这一行为效果的评价,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行为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皆能解释得通,却皆又解释不清。因为这要求结合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属性,这一概念属于马克思所探讨的范畴,即承认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马克思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马克思笔下的人的社会关系是其理论分析的基础,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其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逻辑是围绕“社会”这个基本面展开分析和论述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且人们的所扮演的角色行为引致的外部影响也是出于其一定的目的,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人的内部去分析引致行为的原因,只在人的外部层面——社会上去分析一切行为关系。
对利他主义的分析是当前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不仅强调利他主义的个体内因,更强调了个体与群体之间通过制度这一载体的互动作用 [
由一个理性目标我们引出对目标的评价,即利己或利他。但不论是利己还是利他,我们会首先说这个人实现了他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其认为对自己而言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仍是符合理性(合理)的,从这里,可以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和“最大化的目标”是等价的。需要区分的是,最大不等于最优。鉴于边际主义心理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完全理性假设,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是对其最有利的反击,即将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中;而边际主义数理派的均衡思想和最大化目标,更多的是体现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而对于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目标和社会整体经济行为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与否。
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效用论,所出现的第一个模型即是期望效用理论(EUT)模型。按照EUT和厂商成本理论,我们知道消费者的行为目标是使效用最大,厂商的行为目标是使成本最小,这二者均是对各自来说目标的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其着眼于对损失问题的探讨。“阿莱悖论”有力地反驳了这一命题 [
“Allais Paradox”:
① 收益
A:100%获得100。
B:10%的几率获得500,89%的几率获得100,1%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
根据EUT,EU(A) = 100,EU(B) = 0.1U(500) + 0.89U(100) + 0.01U(0) = 139。U(A) < U(B),若根据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应选B。但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A而不是B。
② 损失
C:11%的几率获得100,89%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
D:10%的几率获得500,90%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
根据EUT,EU(C) = 0.89U(0) + 0.11U(100) = 11,EU(D) = 0.9U(0) + 0.1U(500) = 50,U(C) < U(D),若根据损失最小化原则,应选C。但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D而不是C。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收入测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确定性效应,即人们做出决策时,他们对结果所确定的现象过于关注。在测试损失时,主要影响因素是损失厌恶。总之,面对收入,目标不会有任何损失(基于损失厌恶,因为有1%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越确定,风险越小越好。面对损失,如果人们知道他们一定会损失,那么他们会选择赌一把(因为可能有“10%的几率获得500”)。
基于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础作用不可忽视,而行为经济学可以补充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解释不到的心理效应和经济行为之间的缺陷。此外,新古典经济学惯以模型来刻画理论,而且受Friedman的影响,从“不着边际”的假设开始,“一本正经”地做预测,这不仅忽视了假设的特性和其重要性,也是对预测结果的一种“不负责任” [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技术革命与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BJL021);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碳排放峰值路径优化及其影响因素可控性研究”(ZR2018LG003)。
朱宝清,王传会,孔 硕. 有限理性的“社会人”与最优行为目标——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视角 Bounded Rational “Social Man” and Optimal Behavioral Goals—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12): 1909-191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12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