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塘峡空间展示了一对酷儿伴侣:史丹与桑青,二人构建了同性亲密关系。史丹是出走者、镜面者和父者,她以强势的姿态影响着桑青的人生选择。失父与失母的原生家庭创伤,令二人在精神上扮演相应的家庭角色,这一稳定性因流亡学生的加入而瓦解。桑青是“生”的渴求者,初夜即桑青对同性亲密关系的肉体背叛,她在灵与肉、生与死之间摆荡,不断追索自我之谜。 Qutang Gorge narrates the story of a pair of Queer mate, Shi Dan and Mulberry—they had an inti-mate homosexual relationship. As an escaper, a mirror and a father, Shi Dan imposed a prominent influence on Mulberry’s life choices. Rooted in their family of origin, trauma of respectively losing their father or mother caused the two to spiritually take on a corresponding family role. However, their stable life and relationship was then crack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an exiled student. Mul-berry desired to “live”, and thus gave her first night despite the would-be physical betrayal of her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Shi Dan. In her pursuit of the mystery of self, Mulberry faltered between spirit and flesh, as well as life and death.
——酷儿理论视域下的《桑青与桃红》
王天然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0年3月5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23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30日
瞿塘峡空间展示了一对酷儿伴侣:史丹与桑青,二人构建了同性亲密关系。史丹是出走者、镜面者和父者,她以强势的姿态影响着桑青的人生选择。失父与失母的原生家庭创伤,令二人在精神上扮演相应的家庭角色,这一稳定性因流亡学生的加入而瓦解。桑青是“生”的渴求者,初夜即桑青对同性亲密关系的肉体背叛,她在灵与肉、生与死之间摆荡,不断追索自我之谜。
关键词 :《桑青与桃红》,史丹,桑青,酷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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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问世以来,学界关于这部作品的讨论十分热衷,本身即表明了该部作品创作的成功性,“1989年,英译本的《桑青与桃红》更以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等跨文类的多重论述而获得美国书卷奖”( [
至于《桑青与桃红》的作者,聂华苓本人,与这部作品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她在全书的《新版后记》中提及,“《桑青与桃红》是我这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第一个‘不安分’的尝试”( [
《桑青与桃红》的主人公桑青(桃红)即是聂华苓对“人”高度关注之下的创作出的角色,无数的人际关系构成了“桑青”其人,写“人”或是聂华苓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写人的肉体、写人的精神、写人的生存。以往分析桑青的人际关系时,多数论著将着眼点放于她与几位男性的关系,在酷儿理论视域下,《桑青与桃红》呈现出另一种解读的方向,史丹这一角色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重读史丹是为了重读桑青。事实上,史丹才是与桑青具有灵肉亲密关系的第一人,桑青其人需要史丹这一角色的补充、完善。
本文拟以酷儿理论补充以“桑青—男性”关系为人际关系中心的前人研究,剖开文本中具有酷儿特质的角色:史丹的存在与作用,酷儿理论的多重主体论(multiple subjectivities)“为他们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条件”( [
“史丹”这一人物出现在作品的“第一部”,即“桑青日记——瞿塘峡(1945年7月27日至8月10日)”中,“瞿塘峡”也是文本的第一个具名空间。从小说结构上来看,《桑青与桃红》的自然空间节点十分明确,分别为“瞿塘峡”、“北平”、“台北”、“美国独树镇”,故事通过空间的转换进行串联,每一个空间背后都具有关联性和隐喻色彩,李欧梵《重划<桑青与桃红>的地图》 [
冯品佳将桑青定位成“五四女儿”,她认为“桑青的‘不安于室’来自于家族关系带给她的压力,因此她必须不断出走”( [
史丹是一名具有酷儿特质的女性出走者,她留短发、穿黑布西装,用“姓史的”称呼自己等类男性化行为,表现出一种“一向存在于性别与性别表现之间以及性别表现与性之间的‘颠倒’的关系”( [
史丹的精神性别和生理性别呈现出割裂的状态,在生理性别层面上,史丹仍是女性,她的女性身体充当了桑青认知自我的镜面,桑青在同性互看中剖析自己。同性身体互看在青春少女当中并不鲜见,“唯独当她手指摸索一个女人之身,而此女人亦同样摸索她,镜子之奇迹才能成全”( [
在文本所呈现的瞿塘峡故事中,桑青着重尝试的是与异性身体的亲密接触,而在此之前,她或已越过了同性肉体亲密接触的界限,“酷儿的性活动很难在传统的性结构领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动性、协商性、争议性、创造性的选择”( [
史、桑的关系是各自畸形原生家庭的产物,后天的社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血缘关系的缺憾,“在小说的第一、二部,桑青在遭到有血缘关系的原生家庭边缘化之后努力建构各种后天的归属关系”( [
桑青的原生家庭也远非幸福之家,桑父“无用”,桑母成为实际上的“一家之主”,并与外人通奸。桑青同情父亲,但父亲不能为她提供精神依靠;在父位缺失的成长环境中,桑青与母亲的对抗显得尤为激烈,“我认为妈妈也是后母,弟弟是后母的儿子”( [
史丹失母、桑青失父,二人具有不同的精神身份与角色期许。桑青对父形象存在隐秘的依赖,而史丹恰好具有桑青所崇拜、寻找的某些特征,二人的幼年创伤、精神身份形成互补,自然地结成关系亲密的酷儿伴侣。
在瞿塘峡故事开始之初,史、桑的同性亲密关系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这得益于二人的分工清晰的家庭角色扮演。桑青与史丹的登场,是以“老史”、“小桑”为名出现的。“我和老史从恩施‘私奔’到巴东。我十六。她十八。她偏偏要我叫她老史!”( [
老史与小桑的相处模式类似于突破旧式婚姻、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在文本中“私奔”一词用了双引号,带有一定的戏谑性,但亦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私奔”——桑青为了反抗原生家庭压迫,故意同史丹构建有悖常理的同性亲密关系,酷儿伴侣的敏感与叛逆正好作为桑青对抗母亲的武器,即真实自我与主流势力的对抗。
“老史”、“小桑”的称呼具有强烈的占有感、排外性,在外人眼中,二人关系是封闭的、不容干涉的,“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 [
然而,流亡学生的“插足”使稳固的人际关系产生骤变,桑青与史丹的关系,成为桑青与流亡学生关系的对照和预言,两组关系相互照应和暗示,三人构成隐秘的三角恋爱关系,而桑青的初夜打破了性的平衡。因史丹之故,桑青对女性身体熟悉而迷恋,“青春少女之同性恋爱常是一种她们尚无机会与勇气经验的异性关系之取代”( [
桑青对流亡学生存在强烈的性渴望,这种肉体欲望寄托在某种生理特征上:流亡学生“一定是黑的”( [
末日狂欢式的赌博令众人褪去文明的外衣,原始的兽性大白于天下,桑青对史丹的行为正如众人对桃花女、流亡学生对史丹的行为一样,是反传统、去道德化的激情迷狂。肉体关系的改变给桑青的心理带来剧变,流亡学生是如何对待桑青的,桑青也对史丹如法炮制,她在刻复别人对她的行为,在同性性行为的重演中反观、解剖自己。桑青对史丹进行性行为的重演,将史、桑二人的关系推上质变的临界点。事实上,没有阳具的桑青无法对史丹构成实质的性行为,“重演”更像是精神上的征服,具有末日狂欢的激情、酷儿身份的回归、精神关系的反叛等多重意味。桑青主动向史丹示好,她像一个献宝的孩子,无知地向史丹分享性的快乐——这一尝试因同性肉体隔阂而失败。桑青的性启蒙源于母亲与外人通奸的影像,她的性观念非常稚嫩,与流亡学生的异性肉体关系与其说是女人的觉醒,不如说是童贞的尝试,她是“无意”和赤裸的。在肉体欲望的不断探索中,桑青并未表露出对性爱的迷恋与热情,有时甚至呈现出妥协、抗拒的姿态。
在酷儿理论中,性的角色并不稳定,在性别、性实践、性幻想等元素之间,并不存在可以十分鲜明的分界线。桑青选择以男性角色重演性实践、性行为,她的精神角色发生了裂变,这是对史丹男性精神角色的反叛,“她(史丹)突然不叫了,把我一把扳下去,抱着我在铺上滚,脸擦脸,腿擦腿,滚过来,滚过去。她一面咕噜着:‘你不理我,我就不放你!你不理我,我就不放你!’”( [
史丹试图继续维持强势的精神地位,而桑青在言语之中已与初登场时的小桑不同。流亡学生与史丹用桑青下赌注,史丹对流亡学生“宣战”;此时,已背叛同性肉体关系的桑青,对史丹的权力产生了质疑,她以无聊、无谓的消极态度反击史丹的质问。对于初夜,桑青的回应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 [
反观这段酷儿伴侣关系,显然史丹的强掌控欲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桑青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她在之后与他人的关系中多采取被动、封闭、冷淡的姿态;直到在台北,桑青主动走出阁楼的封闭空间,扮演“江嫂”是其转变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同为女性身体上的阻隔,也影响了桑青对精神爱与肉体爱的看法。桑青看似从不缺乏肉体的快感,而这一表现与精神性别的流浪形成鲜明对比,酷儿桑青在性别、灵肉之中摆荡,求索真实的自我。
在瞿塘峡空间内,史、桑二人的酷儿伴侣关系从稳定到破裂,在另一性介入的情况下,她们的精神角色呈现出不确定性,非常态(Nonstraight)的伴侣关系受到冲击。史丹消失在“桑青日记:瞿塘峡”之后,剩余的空间里并未给酷儿史丹留下一席之地,这恰代表以酷儿伴侣关系为外壳的稳定关系之破碎,桑青失去了史丹的庇护,女性同盟的瓦解造成精神性别的流浪。除史丹以外,在文本中难以见到与桑青关系亲密的女性,其女儿、妻子、母亲身份一直处于忍耐与对抗之中,甚至连表象的融洽都难以为继。
《桑青与桃红》楔子开头的第一句话,为全文定下基调,“我不叫桑青!桑青已经死了!”( [
桑青以酷儿精神特质构建自我的身份,既是非异性恋的,亦是非同性恋的,其流动的、摆荡的精神性别与其无根的离散情结构成对照联系。“走吊桥”一段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史丹先走,桑青走着走着就被动地跑起来了。四面是封闭的山、下面是死亡的水,“你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从开天辟地就吊在那儿的。你就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哪儿?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儿还有别人吗?”( [
畸形原生家庭迫使桑青出走,同史丹这位亲密同性一起出走,映射了桑青原生家庭的死、酷儿身份的生,这种出走是酷儿伴侣对主流文化的抗拒。史丹作为桑青的镜面,一直是桑青观察、模仿、崇拜的对象,史丹为桑青提供稳定亲密关系、重庆生活美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操控着桑青的道路选择。社会环境的动荡、个人命运的无常照应了桑青漂泊的宿命,“我第一次想到:我能够活着到重庆吗?只要我能够活着,我一定重新做人”( [
瞿塘峡的搁浅形成以江水为阻隔的封闭空间,众人在看似开阔、实则寸步难行的封闭空间里挣扎求生。另外,竹棚子船舱本身构成一个更小的封闭空间,这个空间是几位主角的主要活动场所。封闭空间给女性心理带来强烈的恐惧,桑青的思想因肉体折磨而更显得更为动荡不安,桑青的思想因肉体折磨而更显得更为动荡,在她的心中形成诡异的逻辑链条——如果不是史丹,自己就不会在瞿塘峡面临肉体死亡的威胁。从某种置换的角度而言,酷儿伴侣关系的“生”对应的是肉体生命上的“死”。空间重压给人以强烈的死亡幻想,饥饿、缺水等真实的生存问题摆在眼前,桑青渴望更强烈的“生”的感觉。性爱是原始的体验“生”的方式,桑青忠于自身欲望,与流亡学生野合,“处女血”带来真实的疼痛与欢愉,桑青暂时地获得了“生”的慰藉。肉体的获得了新的快感,但同时桑青对史丹的依附心理下降了,甚至产生了酷儿伴侣关系中的某种背叛,酷儿桑青面临新的、精神性别的摆荡。
值得注意的是,明明说好了“到了重庆就是咱家的天下了”( [
史丹的“消失”导致桑青的精神父位一直未能补位,在回归旧时家庭的尝试中,沈家纲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不能满足桑青的“父”想象,桑青再一次“死去”。丈夫沈家纲深陷“弱子化”,他病榻缠身、独守阁楼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柔弱女性形象有所重合,手淫情节令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去势”。桑青“不安于室”的举动则具有某种男性出轨的意味,照应了桑母的通奸行为,母与女的命运轨迹重合了。在台北时,蔡先生的年龄与权力可以理解为“新父”或“继父”,然而这一形象更是破碎的、病态的、游离的。
重读史丹是为了重读桑青,为此就必须关注桑青在瞿塘峡空间里酷儿身份特质,克里斯汀•艾斯特伯格指出,酷儿写作中存在着一种“文本理想主义的倾向”,这是一种“对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最真实的社会结构和肉身的拒斥,无论这种社会结构和肉身是处于多么‘无秩序’的状态”( [
桑青离散命运中的求生意志是构成其人格的重要部分,主观意义上的死亡从未以任何形式主宰桑青的精神,裂变的桃红人格可谓是桑青极度渴望“生”的人格。“桃红”人格的分裂是有意的,桑青脱离原先残破不堪的自我,“桑青的流亡旅途,几乎就是一直在进行‘扬弃’这个动作,不论是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亲情,甚至到最后,桑青也扬弃了她自己”( [
米兰·昆德拉认为“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 [
王天然. 重读史丹——酷儿理论视域下的《桑青与桃红》Rereading Shi Dan—Two Women of China “Mulberry and Peach” from Queer’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 世界文学研究, 2020, 08(01): 24-30.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0.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