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相迭起,由乱到治的重要时期,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严重威胁了乡村的社会秩序。为了挽救摇摇易坠的封建统治,清朝政府不得不大办卫乡保民的团练武装,曾国藩的湘军乘时而起,不仅成为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劲敌,而且成为了湖南乡村社会治理的生力军,直接影响着湖南乡村社会的安定。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were the period when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overlapped. The peasant uprising i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with a great momentum, se-verely hit the feudal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save the fragile feudal rule,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had to run the regi-ment to defend the countryside and protect the people. Zeng Guofan’s Hunan Army emerged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not only became the strong ene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rm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but also became the new for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Hunan’s rural areas, di-rectly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Hunan’s rural society.
咸丰、同治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相迭起,由乱到治的重要时期,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严重威胁了乡村的社会秩序。为了挽救摇摇易坠的封建统治,清朝政府不得不大办卫乡保民的团练武装,曾国藩的湘军乘时而起,不仅成为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劲敌,而且成为了湖南乡村社会治理的生力军,直接影响着湖南乡村社会的安定。
团练组织,湘军,乡村控制
Shunfu Xu
Party School of CPC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Aug. 12th, 2021; accepted: Aug. 25th, 2021; published: Oct. 12th, 2021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were the period when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overlapped. The peasant uprising i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with a great momentum, severely hit the feudal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save the fragile feudal rule,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had to run the regiment to defend the countryside and protect the people. Zeng Guofan’s Hunan Army emerged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not only became the strong ene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rm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but also became the new for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Hunan’s rural areas, directly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Hunan’s rural society.
Keywords:Regiment Organization, Hunan Army Led by Zeng Guofan, Rur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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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波及的第二个省份,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激化的省份之一,为了强化对湖南乡村社会的控制,阻断农民暴动的内外联系,湖南地方官员和地方绅士纷纷组团练勇,建立团练武装,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武力控制,以非常规性的治理,来稳固乡村社会的秩序。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流域,蹂躏东南数省,八旗、绿营等清朝常规的军事武装一败涂地之时,咸丰皇帝先后任命了曾国藩等43个在籍官僚为团练大臣,在自己各自的省份大兴团练武装,以卫乡保民,协助官军敉平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以湖南团练为基础,建立了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新式军事武装,成为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劲敌。湘军虽有别于团练,但与团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湘军推进到那里,团练武装也建立到那里,团练武装成为了乡村社会控制的得力工具,成为了湘军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辅助力量,成为了咸、同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近代湖南的团练组织兴起于1841年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对外贸易中心开始由广州转向了上海,使临近广东的湖南失去了对外贸易中转站的重要战略地位,导致了大批靠贸易为生的工人、农民失业,生活极度贫困,各地会党乘时而起,农民暴动时有发生,乡村社会乱象频生。为了加强对湖南乡村社会的控制,湖南地方当局开始在郴州、永州、桂阳等地定立章程,举办团练。新宁举人江忠源因为青莲教流传于广东湖南边境,瑶民雷再浩等暗地里发动会党,准备起义,于是,“预集父老,举行团练,以孝义训其子弟,且授以兵法。” ( [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湖南全境,在地方官吏和团练武装的强压下,表面看来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暗潮汹涌,土地集中日趋严重,贪官污吏四处横行,天灾人祸连年不断,老百姓流离失所,会党活动潜滋暗长,乡村社会如置薪火上,一遇风起,将不可收拾。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犹如晴天霹雳,点燃了暗藏多年的全国反清怒火。湖南新宁的天地会首领焦亮(即洪大全,人称“天德王”)、焦三及许月桂、许香桂等纷纷加入太平军;宜章丐帮女首领王萧氏,配合太平军,率众开展反清起义,声势浩大;桂阳县斋教徒朱幅隆也乘时而起,聚众700余人,准备起义;衡州天地会首领朱九涛,自称“太平王”,在衡、永、郴、桂地区发展组织,准备起义。这些会党起义虽以事机不密,缺乏有效组织,相继被清军一一击破,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乡村反动势力,动摇着清朝乡村的统治秩序。1852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后,一路上杀贪官,惩恶吏,开粮仓,救贫民,获得了湖南秘密会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响应。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而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 ( [
在中国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管理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所言是“二层架构”式的:代表皇权的县级政权浮在上面,行使实际管治权的乡绅隔在中间。而在社会力量的区划上,则形成一种不等边的三角结构:皇权、乡绅与农民,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动态平衡。表面看来,皇权和乡绅都像是农民的保护者和代言人,乡绅可以阻挡皇权的横征暴敛(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皇权也可以有抑制豪强兼并的功能。但实际上,两者又都是农民的统治者和压迫者,所以所谓的“保护”与“代言”只能是非常局限的,他们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在政治环境恶化的时候,农民就会变成双重的受害者(转嫁负担) ( [
到太平军围攻长沙后,在曾国藩和湖南巡抚的大力倡导下,湖南各地团练纷起,寨卡林立,三湘四水,遍地开花,形成与农民起义军的敌对阵营。其中最为著名、凶悍的湖南团练武装,除湘乡、新宁外,还有“宁乡之五福团,湘阴之长乐团,浏阳之东南乡团,平江之东北乡团,以及永明之桃川,宜章之三保,桂东之龟头勇。” ( [
曾国藩是以一个丁忧守制的在籍官员而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的,他与其他40几个团练大臣的身份并无二致,清政府赋予他们的使命都是协助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叛乱,尽快稳定地方社会的秩序,保障乡村社会的安宁,并没有对他们寄予过高的希望。在咸丰帝任命的43个团练大臣中,大多都成效不大,默默无闻,唯独曾国藩的湘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清政府的倚天大树,完成了平定太平天国的历史使命,挽救了清政府免于覆亡的命运。
湘军的成功虽然与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和治军原则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湖南的团练武装。
一是曾国藩的湘军是在湖南团练武装的基础上创建而成的,团练是湘军班底的骨干力量。湘乡团练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主要将领和基干队伍,曾国藩的湘军就是以罗泽南、王錱所带的1000多湘乡勇起家的,并在改铸罗、王的湘勇、江忠源、刘长佑的楚勇,储玫躬辰勇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湘军的主要将领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杨昌濬、刘腾鸿以及幕僚刘蓉等都出自于湘乡团练;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来自于新宁团练;正如孔飞力所言:“湘乡及湖南其他县份的团练,除了增强曾国藩家乡地区的稳定性之外,还是他的层次更高的部队的人力储存库。” ( [
二是湖南团练的选将用人为曾国藩的湘军提供了重要的殷鉴。湖南团练开创了“以书生训山农”的先例,湖南的绝大部分团练都是书生领兵,功名不显的绅士成为了团练的首领,他们各怀“忠义”,受封建礼教文化影响很深,且志向远大,又生不逢时,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他们痛恨官场的腐败,企望在风雨飘摇的乱世,能有所作为,实现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当清政府下令举办团练,许诺凡“杀贼立功者”,一概按功论赏,“文武举人赏给进士,贡监生员赏给举人”。这对久望显身扬名,光宗耀祖,而又苦无门径的下层士子们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诱惑力,他们把兴办团练看成是向上爬的阶梯,互以名利相砥砺,从而造成了书生办团的独特奇观。台湾学者陆宝千和郑亦芳曾对湖南的57位团练领袖的出身做过统计,其中绅士出身的32人(进士4人,举人6人,贡生4人,生员13人,监生1人,捐职官衔4人),平民出身的25人。 [
三是湖南团练推行的宗族组织和保团合一政策为曾国藩的湘军所采用,作为其军事扩张的重要辅助力量,成为其维护地方安定的重要工具。湖南团练大多实行团练与保甲并重。朱孙诒在办理湘乡团练时就明文规定:“团练之法与保甲之法相辅而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在乡村密织保团合一之网,强化乡村的社会控制效能,以达到“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数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 ( [
不可否认,曾国藩的湘军脱胎于团练,但又远远超越于团练,它不再是寓兵于农的团练武装,而是兵农分离的专职军事力量,虽然很长时间处在体制外状态,但是军事职能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兵并无大的区别。湘军从一开始就跨越了皇权所构建的世袭兵制的传统藩篱,实行了兵由将招的新的募兵体系,实现了招兵、练兵、调兵的高度合一,打破了传统的招兵、练兵、调兵的互相制衡机制,保障了上下相依,荣辱与共,指臂相连的生死同盟关系,极大的提高了团体间勇于作战的军事效能,但也导致了兵为将有的严重后果,引发了后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曾国藩的湘军是在八旗、绿营的节节败退中渐露头角的,八旗、绿营在太平军的猛烈打击下迅速败亡,江南、江北大营的相继覆灭,打破了咸丰皇帝湘军出力,绿营收功的如意算盘,无奈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湘军在征讨东南各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也将团练之法推行到东南各省,每攻一城、每占一地,都依靠当地的绅士组建地方团练武装,协助湘军维护地方治安,阻断民众与太平军的联系。对于自己的故乡湖南,曾国藩更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除留下王錱的“老湘营”坐镇湖南,全力镇压各地叛乱外,还大力扩张地方团练武装。“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共发生农民起义七十一次,这些起义几乎全部是湖南团练镇压的。仅宁远一县从1855年到1857年间,被团练残杀的起义群众就达1200余人。” [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仍旧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湘军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功需要安抚和酬谢,但又害怕其恃功自傲,危及皇权;另一方面战乱带来的统治危机需要修复,乡村社会秩序急需恢复和重建。但失去的控制权力一下子又难以收回,只得暂时维持绅士控制基层社会组织的现状。曾国藩的湘军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王朝统治命运的殊勋,获得了清王朝的重用,大批湘军将帅开始掌握地方督抚实权。据罗尔纲《湘军兵制》统计,因兴办团练,跻身湘军而获官位的湖南团练首领共达数百名,其中官至总督十一人,巡抚十人,提督十四人,布政使、按察使十五人,总兵、副将二十二人。 [
战后,湘军将领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首先,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思想控制。在农村广泛开展尊礼重道的思想教育工作,利用学校、祠堂、庙宇宣扬湘军忠信义勇的“英雄”行为,树立“尊礼重道”的众趋人格形象,在乡村子弟的心目中从小打下学习湘军为卫道而战的思想烙印。乡村在传统社会向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乡村与外界接触甚少,乡民习惯了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以农为生的单调生活。他们为人朴实,眼界有限,思想单纯,易于形塑,崇尚有文化有功名的地方绅士。作为乡土权威的绅士为了地方的安宁,往往把湘军作为引以自豪的文化资本,肆意扩大湘军的功业,美化湘军“护圣卫道”的行为,丑化太平天国离经叛道,不守纲常,犯上作乱的形象,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争相效法的榜样。街谈巷议,都是湘军传奇;民间娱乐,都是忠孝节义;学校教育,都是宣扬“忠义卫道”的湘军品性。地方志书,到处都是湘军的“丰功伟绩”。在这种自我标榜、自我炫耀的浓厚氛围之中,乡村社会莫不以湘军为荣耀,以建功立业的湘军将领为骄傲,教育子弟在家为孝子,在国作忠诚,谨守本份,严格按忠孝节义行事,绝不做像太平天国那样“无父无君”,的“乱臣贼子”。这种无处不在的思想教化,无疑对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起着镇静剂的作用,使人民更加安于天命,固守忠信,像湘军那样死心踏地的维护忠孝礼教,以求还乡村社会一个宁静的世界。
其次,武力威慑。由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殊勋,许多将领获得了封赏,走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这些人可谓是衣锦还乡。他们利用战争搜刮而来的财富,在家乡买田置地,修建豪宅,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这样使得湖南农村的土地日益集中,曾国荃购置的田地,有数可查者即达6000亩,就连一向清廉的曾国藩也置有2000亩的田产。提督章合才在白田一带就置田6000余亩,桂阳官至巡抚的陈士杰有田3000亩,祁阳官至提督的欧阳利见,也有田1000亩以上,其他湘军将领也莫不如此。湘军将领所修豪宅更是穷极奢华,遍布三湘。曾国藩、曾国荃兄弟5人在湘乡荷叶塘就修建了9处府邸,分别取名为富厚堂、修善堂、奖善堂、敦厚堂、万年堂、黄金堂、文书堂、有恒堂、白玉堂。胡林翼在益阳老家泉交河镇大塘村修建了豪华的“宫保第”。刘锦棠在湘乡杨家滩有100间以上的大屋7栋。从湘乡胜梅桥顺着蜿蜒的顺水河往下,就依次耸立着刘腾鸿(道员)的老刘家、刘连捷(布政使)的德厚堂、刘岳昭(云贵总督)的存养堂、刘岳晙(布政使)的存厚堂以及光远堂、佩兰堂、师善堂、云桂堂、静养堂等十几处大型堂院,都是当地湘军将领的府第。同光年间在长沙修建了13座“宫保第”。拥有“宫保第”的湘军将领有: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杨昌濬、刘长佑、刘坤一等。这些豪宅占地面积很广,亭台楼阁,富丽堂皇。土地的高度集中,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失去了生存资源,成为了农村不安定的因素。加之战后,数十万湘军裁撤归乡,他们从军时薪饷优厚,积蓄颇丰,营官以上盈千累万满载而归,回乡后,他们不屑农活,又不善经营,天天邀朋引类,花天酒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不到几年,就将所集聚的财富消耗殆尽,重新陷入贫困的边缘。为求自保,继续其不劳而获的生活,他们结盟拜会,加入哥老会,使湖南的哥老会势力迅速蔓延,遍及各地,严重威胁湖南的乡村安全。那些靠军功发家的豪门大户为了保住自己的田产,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一方面借重官府之力,强化军队的外在威慑,另一方面又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团练武装化为自己看家护院的私兵,强化对他们的控制。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联乡结寨,抱团取暖,一方有警,四方响应,形成指臂相连的防护网络,使得哥老会的起事难以形成大的气候,经常是时聚时散,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湖南的乡村社会长期笼罩在绅权的管控之中,宗族势力成了安定乡村秩序的无形之手,他们掌握着乡村社会的话语权,成了乡村社会是非对错的绝对裁判者。
再次,矛盾外移。经过战乱洗礼的湖南军功绅士心里非常明白,靠武力威慑而安定下来的乡村社会难以长久宁静,尤其是对贫困无依,失去土地资源的下层民众而言,要他们谨守本份,不犯上作乱,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土地的高度集中,使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乡村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要么加入会党,要么寄身教会,依靠他们的庇护,谋取生存资源,搅得乡村社会无法安宁。靠军功发家的豪门望族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他们有意识的将群众的斗争锋芒转移到新兴的洋教洋物之上,利用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在湖南强占土地,兴建教堂,包揽诉讼、包庇教士,欺压百姓的种种不法行为,大肆宣传仇夷反教思想,使得湖南的教案连绵不断,方兴未艾。“打教闹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农村政治生活的主基调。太平天国以外的农民痛恨洋人,是因为洋人欺侮了他们,太平天国以内的农民痛恨洋人,是因为洋人欺骗了他们。”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姻亲视野下的近代湖湘家族研究》(19BZS09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湖南近代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16YBA357)的阶段性成果。
许顺富. 湖南团练组织与咸、同时期的乡村控制Hunan League Training Organization and Rural Control in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J]. 历史学研究, 2021, 09(04): 80-88.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1.9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