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提出的两大诗学问题隐含着一种认知型的文化辨析主义,这种文化立场由历史意识与演化观、文化的可分性与逻辑解析、多元化视野与坚持民族个性三个维度构成。它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尊重历史、变常统一的观念和魏晋的自由精神,又对传统缺乏逻辑解析的思维方式有否定与弥补。 Two poetics questions proposed by Zhu Guang-Qian implied cognitive analyzed culturism. The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evolutionary view, the cultural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and the view of plu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 composed the three dimension of this cultural standpoint. It was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traditional ideas of respect histor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hange and constant, the freedom spirit of the Cao-Wei and the Jin Dynasty, but negated and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the traditional logic analysis thinking mode.
朱光潜提出的两大诗学问题隐含着一种认知型的文化辨析主义,这种文化立场由历史意识与演化观、文化的可分性与逻辑解析、多元化视野与坚持民族个性三个维度构成。它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尊重历史、变常统一的观念和魏晋的自由精神,又对传统缺乏逻辑解析的思维方式有否定与弥补。
朱光潜,诗学问题,文化立场
Yuhui Shi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l. 29th, 2022; accepted: Sep. 13th, 2022; published: Sep. 21st, 2022
Two poetics questions proposed by Zhu Guang-Qian implied cognitive analyzed culturism. The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evolutionary view, the cultural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and the view of plu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 composed the three dimension of this cultural standpoint. It was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traditional ideas of respect histor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hange and constant, the freedom spirit of the Cao-Wei and the Jin Dynasty, but negated and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the traditional logic analysis thinking mode.
Keywords:Zhu Guang-Qian, Poetics Question, Cultural Standpoin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五四运动以后,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文化更替的语境,使诗学理论研究的理念、方法发生变化,在话语体系、理论范式上由古代向现代转型,围绕新诗实践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话题和论争。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朱光潜高屋建瓴地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诗学问题: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 [
朱光潜提出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透露出他对传统的肯定,这种肯定来源于他尊重传统的历史意识和变与不变统一的演化观。
朱光潜讨论中国诗的传统,首先承认它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他重视诗歌发展的时空关联和因果关系,探源溯流、探因求果,把诗的格律问题溯源到诗的起源问题,把诗学现象放到历史语境中考察,分析其演进缘由,关注诗歌文体演变并解释其原因,清理中国诗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细致分析中国诗的发生、变异、转化和创生的运动。
朱光潜尊重传统的历史意识十分强烈。他认为诗具有前有所承、后有所继的历史连续性。每个国家的诗都有其绵延贯串的生命史,没有任何时代的新文学完全脱离传统的影响。“白话诗也许仍须认旧诗做祖宗。所以研究诗和研究他类文艺一样,我们必须有‘历史的意识’” [
朱光潜看重史,指出史的功用在“观今鉴古,继往以开来 [
朱光潜尊重传统的历史意识致使他能较客观、正确地判断过去的传统对于今天的创造的价值。对继往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他批驳反对传统的观念,提出“创造基于传统”的观点。以历史的观点来审视,认为尽管诗人反抗风气与传统,但反抗的原动力仍是所反抗的风气与传统。诗人的创造,不可能离开孕育生机的传统。正视传统与创造的关系,“创造基于传统”的见解一方面明确了传统对于创造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朱光潜强烈的历史意识。
“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庸俗进化论影响了人们对包括诗在内的整个文学的发展持直线变化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倡导破旧立新,形成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这是一种片面地强调变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学观。
朱光潜反对庸俗进化论,反对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学观,反对今一定胜古的观点,他对诗的发展持演化论的观点,认为诗的发展不是单线进步的过程,而是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新与旧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接续地发展关系。这种演化观使朱光潜在提出两大诗学问题时,首先提出“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沿袭”一词的使用,可见他肯定“新”中含有“旧”、“新”是“旧”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新的观念取代中国传统;同时他又用“几分”来限定,可见其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这样避免了陷入新旧对立、非此即彼的境地。
具体来看,朱光潜用“演化”而不用“进化”描述诗的变迁:“诗是一种语言,语言生生不息,却亦非无中生有。语言的文法常在变迁,任何语言的文法史都可以证明,但是每种变迁都从一个固定的基础出发,而且它向来只是演化而不是革命 [
这种“变异之中仍有一个不变不易的基础”的演化观点与“变易之中有其常则”的传统变常统一思维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光潜的诗歌发展的演化观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的变常统一观对庸俗进化论的一种抵制。在演化观视域中,诗是发展的,但不是直线发展,我们看待诗也不能是一往直前的线性思维。诗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我们不能割断传统。诗的变化绝不是新的取代旧的那么简单、机械,而是依据旧的创造新的。新诗运动中,诗的传统秩序被破坏。传统是创造的基础,新诗的发展需要恢复传统。这种恢复不是直线发展的逆向回归,朱光潜的往回看,不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看原来的传统对改变新诗的困境有无帮助,是从传统中生发出、创造出新的东西。由此可见,朱光潜的诗歌演化论一定程度上纠正进化论对诗歌发展观的机械影响,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化观的局限性也有一定弥补。
两大诗学问题中的“几分”含有辨析之义,无论是传统还是西方,在朱光潜视野中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分析辨别的。分析是其文化辨析立场中的方法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文化的可分性、可辨析性;二是逻辑解析。
在朱光潜的视野里,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具有一定结构的复杂构成物,是由不同的部分、因素、层次、阶段组成。面对复杂性事物,分析有助于人们清晰地把握事物包含的不同因素的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分析,无论是对传统、还是对西方,人们的认识只能是浑沌的。“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两个“几分”的得出是建立在辨识分析的基础上,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不同层次、不同成分加以辨识分析、择善而取,我们才能有所发现和超越。
在朱光潜看来,西方诗是可分的、可辨析的,我们学习西方诗应该有选择。五四以来许多青年诗人所受到的西方诗影响,多偏于浪漫派如拜伦、雪莱。浪漫派诗本未可厚非,但最不宜于做青年诗人的模范。因为浪漫派唯我主义与感伤主义气息太浓,学的人很容易过于信任“自然流露”而作茧作窒,任平凡幼稚的情感无节制无洗炼地和盘托出。青年诗人最好少学拜伦和雪莱,少做些泄气式的抒情诗,多学莎士比亚和现代欧美诗,多做些带有戏剧性的叙述诗和描写性格诗,扩大想象的同情、跳开小我的圈套,体验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生活情调,开发精神上的资源。
其次,对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短处的分析。任何文化都会因其历史的、民族的、地理的等诸种原因而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朱光潜强调知道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所在,才能知道哪些应该发挥光大,哪些应该弥补改革。西方诗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但是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 [
此外,朱光潜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属于历史的存在。朱光潜分析了文化生发期与凝固期的不同以及其内在联系:在文化生发期,思想家对事物采取新颖的看法,思想不拘一轨,各派思想在纷歧中保持独立自由的尊严,自己努力前进也刺激对立派努力前进。生发期愈长,思想吸收的营养就愈丰富,磨炼愈彻底,基础也就愈稳固坚实。一种新文化刚生发的现象是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多;文化已成熟的现象则是由异趋同,由杂多趋单一。当分歧和矛盾逐渐融化在一个兼容并蓄的新系统里时,文化思想就由生发期转入凝固期。在凝固期,新传统成为统一的中心势力,分歧冲突变少,一般学者对前人的造就发扬光大,对已立的基础补苴罅漏,偶有新的开发也是遵照新传统指定的路向,凝固期预兆文化思想的衰落期。朱光潜将文化思想的进展分为生发期与凝固期的不同阶段,从文化的凝固期与生发期的维度,分析审视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不仅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形成了深刻的认知,而且对当时所处的文化时期的特征也有了清晰的了解。
朱光潜的分析不仅是对文化的长处与短处、文化生发期与凝固期的辨析,而且是一种逻辑解析方法。他认为思想是创造的而不是因袭的,真正的思想必定是经过自己有条理的运思,需要事实的凭证与逻辑的线索。思考任何问题,第一要事是正名定义,作基本分析,如果名不正、义不定,条理没有分析清楚,思想就不能缜密中肯。
解析是厘清概念与命题的活动,辨析事实,厘清意谓,消除混淆含糊,比如朱光潜对“表现”的解释,打破“表现”一词的暧昧,靠的就是逻辑解析。在《诗论》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中朱光潜首先区分流行语言习惯对于“表现”的定义——被表现者是情感思想,是实质,表现者是语言,是形式;美学家克罗齐的“表现”指情感与意象中间的关系——被表现者是情感,表现者是意象。进一步具体分析情感思想和语言的联贯性,对情感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不仅用西方心理学的实验来证明分析了情感与语言的关系,而且用方程式表示出自己的表现说的特点。
“表现”、“实质”、“形式”等概念,人们讨论已久,但概念的意谓并不清晰。朱光潜通过对情感、意象、语言、文字、艺术活动之间关系的条分缕析来解释“表现”的真正意谓。通过对“表现”、“实质”、“形式”等进行逻辑解析,区分它们所包括的不同意谓,作出确切的界说和明晰的解释。这种旨在剖分复杂事实,厘别不同意谓、探测概念深度的逻辑解析的方法是传统诗学所缺乏的。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朱光潜说:“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 [
“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在对待外来影响的态度上,朱光潜在多元开放的立场中始终坚持民族个性。
朱光潜认为文学与文化一样是一个国家民族完整生命的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有它的历史的传统,现时的内部环境与外来影响,以及人民对于这些要素所酿成的实际生活的体认 [
朱光潜的文化立足点是中国现代文化,同时他肯定文化的超越性——古代传统文化在时间上的超越性和外国文化在空间上的超越性,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影响。朱光潜反对文化相对主义,摆脱文化对立论的短浅目光,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看法,强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交流。对待中西诗,朱光潜强调深体会,广参较、中西诗互相印证。在《研究诗歌的方法》中有言:“中诗有胜过西诗的地方,也有不及西诗的地方,各有胜境,很可以互相印证 [
朱光潜对外来文化持张开胸怀的态度,含有“厚德载物”的传统精神因子,特别受魏晋自由精神的影响。朱光潜曾道,中国文化传统中他特别爱好且对他影响最深的书籍是《庄子》、《陶渊明》和《世说新语》等三部书。魏晋极自由的精神直接影响朱光潜对文化思想运动的态度:尊重个性,承认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的多元性。朱光潜提倡自由运用心智,形成无所为而为地研究和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在《理想的文艺刊物》一文中他用八个字概括对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朱光潜深知私见武断是思想的最大障碍,自由使人们保持开放性,最有利于探索真理。因为,真理的发现产生于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辩论中,真理需通过不同思想观念在实践中相互砥砺来检验。“科学”要写成复数。在文艺方面,他同样是一种宽容而严肃态度,认为新文艺的发展需以坚实深广的文化思想为基础。
朱光潜重视主体意识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自觉进行中西对照并反思自身传统,古今关系、内外关系的辨析使其保持了一种文化自尊心。朱光潜认为超越传统之前必须首先了解传统,创新只能是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须保持民族的主体性、独立性,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这份文化自信,使朱光潜即使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批评,也能获得一种文化情感的认同与心理的平衡、安顿。
朱光潜对新文学发展失去民族的根有着深切的担忧:语体文的采用本应该使新文学接近民间文艺而且于其中吸取新生命。但很不幸的是崭新的外国文学对我们有特别强烈的引诱力,在建树新文学时,新文学的倡导者处处模仿外国文学的形式与风格,他们对于外国文学的倾慕远远超过对于“土著”文学的了解,“各民族文学影响的对流本是一件好事,现代中国可效法西方文学的处所本来很多。但是这种外来影响的吸收理应经过谨慎的选择与长期的消化。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文学的风格形式生根于一个的思想习惯性格情调等等。假如我们的思想习惯性格情调等等根本不同,只袭取一种本非我有的形式风格,那就不但是表里不称,尤其不能够透入全民族的心灵深处 [
朱光潜非常强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在多元视野中始终坚持民族的主体性。文化发展包含古今关系、内外关系以及内部不同文化的关系。朱光潜兼顾这三种关系,坚持一种“传统——革新”的文化思路,也就是立足本土,从实际问题出发,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促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更新、发展。朱光潜认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学术思想和文艺成就。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前进出发的基点。因此,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时,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认同。“多读西诗或许对于中诗有更精确的认识。西诗可以当作一面镜子,让中诗照着看看自己 [
朱光潜的文化辨析立场在历史意识、演化论、多元化方面有着较浓厚的中国传统观念,一定程度上沿袭传统尊重历史、变常统一的观念和魏晋自由精神,而文化辨析立场的核心方法——逻辑分析则与传统思维方式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否定与变革亦非常突出。
朱光潜坚持对传统诗学、西方诗学都采取一种立足现实的辨析态度,这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文化折中主义。这种文化立场超越了单一的西化、复古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是一种在传统——革新中认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框架,在此框架中,朱光潜认为西方文化也有传统,新诗所学的正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辨析主义显然摆脱中国与西方、旧与新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为了中国诗学自身的发展,朱光潜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文化,参照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冷静地辨析,在真实还原的基础上作一种现代的续接。对朱光潜诗学问题文化立场的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思考:在传统文化根基上、在母语文化学习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学习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理论;如何通过学习国学、学习西学,更好地推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
本文系江苏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支持项目“传统文化视域中的朱光潜诗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XWR025,2019年立项)的阶段性成果。
史玉辉. 论朱光潜两大诗学问题的文化立场On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of Two Poetics Questions Proposed by Zhu Guang-Qian[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3): 421-427.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3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