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内隐联想测验 ( IAT ) ,研究不同身份被试 ( 免费师范生 vs 非师范生 ) 对免费师范生身份的内隐态度。结果显示: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持积极态度,且男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内隐态度较女生更为积极;非师范女生对免费师范生身份有积极的内隐态度;相对于非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态度更为积极。说明免费师范生较为认同自身身份,对其有积极的态度,非师范生对免费师范生身份没有消极的态度。 The study applied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explore different kinds of students’ attitude (free normal students vs non-normal students) toward free normal students’ identity. Results showed that free normal students ha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ir identity and males’ attitude were more positive than females’; female of non-normal students ha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free normal students’ identity”; compared with non-normal students, free normal students’ attitude were more positive. These suggested that free normal student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ir identity and non-normal students don’t have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free normal students’ identity.
为解决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异大、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师资紧缺这一紧要问题,国家于2007年实施了免费师范生政策以期培养出志愿投身于基础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免费师范生群体享有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同时需履行支援基础教育的义务,这些特点使得“免费师范生身份”相对于普通师范生身份和大学生身份来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根据内隐态度定义,个体对“免费师范生身份”的内隐态度可以看作是其对社会对象——“免费师范生身份”不能内省识别(或未精确识别)的经验痕迹,这些痕迹会调节个体对这一对象的喜好,并影响其相应的思维或行为(Greenwald & Banaji, 1995)。
免费师范生肩负改善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重大历史使命,若其不认同自身的身份,那么他们在校期间就不会把自身定位为一名未来的人民教师,就很少会去思考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以及怎样才能具备这样的素质,也就很难确保其主体能动性的真正发挥,免费师范生政策相应目标也就难以切实落实。再者,研究表明,人的心理和行为是潜在态度的表达(Gibb, Andover, & Beach, 2006;李小平,郭江澜,2005;王春艳,韩雪,2004)。对于免费师范生来说,对自身身份的内隐态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其在大学阶段的各种表现,如学习动机强度,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合理程度等,还关系到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投身教育事业的积极程度。积极的身份态度,可以促使免费师范生为维持自身形象的良好发展做出努力。这对于免费师范生促进自我发展并安心基础教育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而对“免费师范生身份”的消极态度和不满情绪,则有可能会为今后个体选择脱离免费师范生群体埋下隐患。
此外,在免费师范生的学习生活中还存在着各种社会比较,与该群体长期接触的外群体成员对“免费师范生身份”的内隐态度和评价,无疑也会对免费师范生群体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等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对“免费师范生身份”内隐态度的研究对于全面客观了解免费师范生当前的状态并对其进行科学指导,以及预测免费师范生未来的发展状况,增强免费师范生教育的问题指向和实践针对性,稳定师资队伍,提高教师质量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免费师范生政策的扎实推进和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切实提高。同时也可以促使每个免费师范生更加明确把握自身“人民教师”这一身份的职业内涵,以明确自身的职业成长方向。
由于被试取样,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信、效度等问题,目前关于免费师范生心理和行为表现的研究所得结果并不一致。如有研究发现免费师范生学习态度消极(武智勇,谢世友,魏欣,2010)或对目前自己在校的学习情况不满意(吴剑,2008),但另有研究却显示其学习状况良好,学习态度积极(叶小利,孙敏,刘堰,祝顺琴,肖训焰,2010)。已有研究表明,内隐态度相对于外显态度较为稳定,不易受诸如社会压力等诸多因素影响且能够成功的测查到人们对某一客体的真实评价(Amodio, Harmon-Jones, & Devine, 2004; Baron & Banaji, 2006),其对行为的预测力也更好(Sherman et al., 2003)。所以,选择从内隐的角度来研究“免费师范生身份态度”,所得结果将更为真实客观、更具预测力。目前,测查内隐态度最常用的范式是内隐联想测验(IAT),这一范式无论在标准化还是数据处理方面都已较为完善(Greenwald, Nosek, & Banaji, 2003)且有较高的信、效度。
据此,为解决“免费师范生对自己的身份是否满意”,“对身份的满意程度是否会随着受教育年限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社会他人对这一群体态度如何”等相关问题,研究运用经典的IAT范式,利用对概念词(免费师范生vs普通师范生)和属性词(积极词vs消极词)的归类任务,测查不同身份的被试(免费师范生vs非师范生)对免费师范生身份的内隐态度及免费师范生受教育年限(一年vs两年)对这一内隐态度的影响。
被试为某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89名身心健康的大学生(年龄在17~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09岁),其中免费师范生59人(男29,女30),大一29人(男15,女14)、大二30人(男14,女16);非师范生30人(长期与免费师范生接触)(男16,女14)。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研究的实验材料为:1) 概念词:免费师范生、普通师范生,共2个;2) 属性词:积极词25个,消极词25个,共50个。
采用访谈的方式,要求受访者列出适合描述“免费师范生”和“普通师范生”身份的词语,得到积极词49个,消极词47个,共96个。将选出的词语制成两份五点量表(1代表非常不合适,5代表非常合适),一份要求被试评定所列词语适合“免费师范生”的程度;另一份要求被试评定所列词语适合“普通师范生”的程度。两种量表所列词语相同,顺序不同。选取免费师范生20人,与免费师范生密切接触的非师范生20人,普通师范生20人。将三类被试每一类都随机分为两组,每组10人,每位被试只评定其中一种问卷,最终对两种量表评定的人数各有30人(3类被试*10人/组)。统计显示,词语适合“免费师范生”和“普通师范生”程度的均值差异不显著(± s1 = 3.22 ± 0.74, ± s2 = 3.12 ± 0.46,t(95) = 1.557,p = 0.123),将这些词按积极、消极属性分别赋等级(平均值越高,等级越大)。最后,计算两种条件下获得的每个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平均等级,按等级从高到低分别选出积极词和消极词各25个,共50个。
研究是被试间设计。自变量分别为:被试身份(免费师范生vs非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受教育年限(一年vs二年,实验时免费师范生政策实施不久,客观上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因变量为IAT效应量。反应指标为反应时。
实验采用标准的IAT范式,利用e-prime软件自行编制。刺激为灰色背景下的词语图片,在屏幕中央呈现。每次反应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都有类别标签,提示被试具体归类的方式。反应通过计算机键盘操作实现,告知被试当屏幕中间的刺激属于左上角提示的类别时按“F”键,属于右上角提示的类别时按“J”键,每次按键后都会有正确或错误的反馈。实验开始前要求被试熟悉按键反应,实验开始后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又快有准地做出反应。为了避免任务类型的顺序效应,对任务类型做了被试间平衡。
实验包括两种分类任务:一种是要求把免费师范生与积极的属性词归为一类,称为任务一;另一种是要求把免费师范生和消极的属性词归为一类,称为任务二。具体分为七步。第一步:要求当出现“免费师范生”时按F键,出现“普通师范生”时按J键。第二步:要求对积极和消极词语进行归类,并按不同的键(“F”键和“J”键)进行反应。第三步:对“免费师范生”和“普通师范生”两个概念词与积极或消极两类属性词联合归类。要求将“免费师范生”和积极词、“普通师范生”和消极词分别归为一类,并分别按不同的键(“F”键和“J”键)进行反应(练习)。第四步:重复第三步(正式)。第五步:和第二步基本相同,但反应键相反(“J”键和“F”键)。第六步:也是对“免费师范生”和“普通师范生”两个概念词与积极或消极两类属性词联合归类。但要求将“免费师范生”和消极词、“普通师范生”和积极词分别归为一类,并分别按不同的键(“F”键和“J”键)进行反应(练习)。第七步:重复第六步(正式)。第三、四步属于任务一,第六、七步属于任务二。
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按照Greenwald, Nosek和Banaj(2003)提出的标准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任务一和任务二的数据都用于分析。首先,剔除数据:1) 剔除反应时少于300 ms的次数占实验次数10%以上的被试。2) 剔除反应时长于10 s的数据。结果表明本研究中所有参与测量的被试的全部数据都能纳入分析。接着,对被试错误按键的反应时进行纠正:以其所属的联合部分的平均反应时加上600 ms代替。最后,用任务一和任务二的平均反应时之差比上任务一与任务二所有数据共有标准差,所得结果即内隐态度的指标,称为IAT效应量,用D值表示。
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对于免费师范生被试,任务一(免费师范生–积极词联结)和任务二(免费师范生–消极词联结)的反应时均值差异显著t(58) = –15.91,p < 0.05,即存在IAT效应;任务二的反应时均值大于任务一,说明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有积极的内隐态度。对内隐态度指标D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免费师范生,男性IAT效应值D显著大于女性F(1,58) = 60.58,p < 0.05,即男性对自身身份的内隐态度更为积极。
对于非师范生来说,任务一和任务二反应时均值差异不显著t(29) = –1.23,p = 0.22。进一步检验发现女性非师范生被试,任务一(免费师范生–积极词联结)和任务二(免费师范生–消极词联结)的反应时均值差异显著t(13) = –3.18,p < 0.05,且任务二的反应时均值大于任务一,即对免费师范生身份持积极的内隐态度;男性非师范生被试任务一的反应时均值大于任务二的反应时均值,但二者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t(15)
表1. 不同身份不同性别被试反应时结果
= 1.12,p = 0.26。结果见表1。
进一步比较不同身份的被试对“免费师范生身份”的态度,发现二者差异显著t(89) = 8.09,p < 0.001,免费师范生的IAT效应量(D)显著高于非师范生,即相对于非师范生来说,免费师范生对态度对象“免费师范生身份”有更为积极的内隐态度。
对于免费师范生被试来说,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受教育年限一年或两年的情况下,任务一反应时均值显著快于任务二(t(29) = –11.20,p < 0.05;t(28) = –11.61,p < 0.05),即两种受教育年限下的免费师范生均对自身身份持积极的内隐态度。对不同受教育年限下的内隐态度指标(D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t(58) = –0.75,p = 0.45,差异不显著。结果见表2。
研究发现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持积极态度,且男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内隐态度较女生更为积极,但受教育年限并没有影响其对自身身份的态度;相对于非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态度更为
表2. 不同教育年限免费师范生反应时结果
积极,存在内群体偏爱效应。
这一结果与先前调查研究结果“免费师范生存在一定的身份认同困境(石艳,2010)”不一致。这可能是免费师范生个体出于自尊需要而产生的自我保护行为。Bradley认为,个体有两种自尊需要:公共的和私人的。私人的自尊需要倾向于需要或渴望对自己感觉良好,避免自我糟糕的感觉;公共的自尊需要倾向渴望获得他人的优待或尊重(乔森纳,2004)。当个体面对外界的负面评价时,一些情况下会为自己辩护与抗争,并期待最终获得他人的认可;另一些情况下则会选择趋同于外界的评价,避免自身受到伤害。免费师范生政策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或问题,社会他人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或批评也在所难免。免费师范生很难不被这些负面信息影响,而为了避免自尊受到伤害,他们的外显行为表现就可能会趋同于外界的负面评价。所以免费师范生在外显测量和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对自身身份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本研究结果说明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身份还是较为认同的,对其有积极愉悦的情感体验,且对免费师范生群体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等理念应该也是接纳的。这一现状也有利于免费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积极情感和态度的形成和培养。
很多研究也表明对于社会性客体的态度,内隐和外显结果相关很低甚至没有相关(蔡华俭,2003;Greenwald, McGhee, & Schwartz, 1998)。通常来说,外显态度的结果具有很高的掩饰性,相比之下内隐态度则较不易受外在因素干扰(Sherman, 2003)。此外,由于免费师范生政策刚实施不久,其相应的就业、发展等政策还不够完善,免费师范生这一新形成的群体对于自身所承担和享有的责任与义务的构成因素,以及自身人生规划的限制等方面还存有较大担忧,所以在外显报告中所表现出的对自身身份的不满,还有可能是为了吸引外界更多的关注,以使相应政策能更完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本研究发现,免费师范生存在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即对我属群体给予正向评估的现象(Otten & Mummendey, 1999),这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Scheepers等人提出,内群体偏爱具有“表达认同”和“工具”的功能:前者用于群体认同感的建立、表达和确认,后者用于群际竞争、改变社会地位(Scheepers et al., 2003; Scheepers, Spears, Doosje, & Manstead, 2006)。教育工作者若能利用好这一现象,在教育中及时强化免费师范生这一群体的优良传统与优秀品质,同时创造良性的群际竞争环境。将不仅有利于提高免费师范生的群体认同感,促进群体内关系和谐,形成积极向上的群体文化,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有效提升免费师范生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竞争力。
据此,学校可以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例如用众多教育大师的伟大思想和崇高事迹去影响免费师范生,提升其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不仅成为一名教书者,更应追求成为一名教育家!还可邀请优秀免费师范生交流经验或宣传其先进事迹,从而进一步强化免费师范生的集体荣誉感。与此同时,注重营造“读书有用,当老师光荣”的良好环境和气氛,不要过于突出“免费”两个字,让免费师范生缺乏负有使命的自豪感,反而感到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才选择成为免费师范生。另外,还可考虑有目的地多举办各类竞赛活动,让免费师范生和普通师范生、非师范生在同一舞台上竞技各种能力,从而使免费师范生能更客观地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自我提高。
再者,免费师范生男性IAT效应值D显著大于女性,即免费师范生男性比女性对自身身份有更高的认同感。以往关于学习态度的调查中也发现免费师范生男性的学习态度要比女性更积极(李雪峰,2009)。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中小学教师虽然各方面比较稳定,但相对于其它职业待遇不算优厚,职业成长空间也不高。大部分人都还存在着“教师职业更适合女性”的观念,报读师范类专业的男性也远远少于女性。然而在这样的外界环境下,免费师范生男性仍然坚定地选择了师范类专业,这更能反映出其内心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和真挚情感。而报读师范专业的女性虽然很多,但她们对教师职业可能并不是特别地感兴趣,报考动机可能更多地受到社会期望、舆论压力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所以,免费师范生男性比女性对自身身份有更高的认同感。此外,目前在我国男性仍然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和压力,且相应的社会成就要求也较高,故而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许多方面会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这可能也促使了男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持更为积极的内隐态度。
此外,随着教育进程的推进,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积极态度总体而言并没有显著提高。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这一现象,在开展工作时应不断关注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和教师职业的具体看法与态度的动态变化,并根据每个学习阶段的具体情况,找准“目标靶”以培养他们对基层基础教育的深厚感情,并促使其不断升华。
实验结果表明,非师范女性对“免费师范生–积极词”联结的反应显著快于“免费师范生–消极词”联结,即持有积极偏向的内隐态度。而非师范男性对这两种联结的反应则差异不显著。
Betsch, Plessner, Schwieren和Gütig(2001)的“价值帐户”模型认为,态度对象之所以能让人们对其形成某种态度,是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附带”信息(value-charged information),即它所具有的褒义或贬义、愉悦或不愉悦的性质。对于非师范女性,在社会文化普遍认同“教师职业更适合女性”的大背景下,加之免费师范生就业有保障,就读期间也有很好的待遇,“免费师范生身份”这一态度对象对她们来说就会有较为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而非师范男性可能对“免费师范生身份”这一态度对象并不关注,故“免费师范生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具有相应的价值。所以非师范女性会对“免费师范生身份”有积极的内隐态度,而非师范男性却不存在明显的积极或消极偏向的内隐态度。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群体对“免费师范生身份”并无明显的消极偏见,这对于免费师范生的心理健康与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提示我们可考虑以恰当的形式,吸收一些热爱教育事业的非师范生加入到免费师范生群体。
该研究只是笼统地考察了与“免费师范生身份”相关的积极或消极的内隐态度,没有进一步对属性词分类细化,所得结果不够具体,这也是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过本次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存在积极内隐态度,男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内隐态度较女生更积极;
2) 非师范生女性对免费师范生身份有积极的内隐态度;
3) 相对于非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态度更积极;
4) 教育年限没有显著改变免费师范生对自身身份的内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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